赵毅衡先生写过一本很有趣又很有启发的书，名为《对岸的诱惑》，以个案的形式叙写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四十四位人物，其中第一篇写的就是徐志摩。赵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徐志摩留学英伦时所结交的皆是当时的著名人物，比如曼殊菲尔、威尔斯、康拉德等作家，墨雷等批评家，还有桂冠诗人布里基思，当时知识界的领袖狄金森，社会主义思想家拉斯基等。他总结道：“现代中国文人，在西洋活得如鱼得水的，徐志摩恐怕是一枝独秀。”这话说得一点不过分。笔者不妨模仿一句：“五四”新文人，在旧文学界活得如鱼得水的，徐志摩恐怕也是一枝独秀。

作为中国现代诗歌星空中一颗最耀眼的明星，徐志摩总是受到万众瞩目。但当代几乎所有的徐志摩传记，包括梁锡华的《徐志摩新传》、赵遐秋的《徐志摩传》、宋炳辉《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以及韩石山的《徐志摩传》等较著名的在内，都很少提到他与民国旧诗人的往来。韩石山的《徐志摩传》特列“交游”一卷，可是其中所述人物，除了梁启超、章士钊与吴宓之外，未见当时旧诗坛人物的踪迹。根据笔者近些年所搜集的文献资料，徐志摩所交往的旧诗人中至少有如下二十余位：陈三立、郑孝胥、江瀚、夏敬观、李宣龚、李宣倜、汪辟疆、黄濬、陈方恪、汪精卫、朱剑芒、陈柱、梁启超、章士钊、吴宓、陈夔龙、杨钟羲、曹经沅、林开謩、叶恭绰、陈中凡、谢无量等。这些人物中，陈三立、郑孝胥、江瀚、夏敬观、李宣龚、李宣倜、汪辟疆、黄濬、陈方恪都是清末以来最大的旧诗流派即同光派的主要诗人，汪精卫、朱剑芒、陈柱是南社诗派的著名人物，梁启超是晚清诗界革命派的代表，吴宓是学衡派的代表，章士钊则是甲寅派的代表，其他诸如陈夔龙、杨钟羲、曹经沅、林开謩、叶恭绰、陈中凡、谢无量在当时旧诗坛也都很有影响。可以说，中国现代新诗人中，没有哪一位能像徐志摩那样，与旧诗坛保持着如此广泛而又友好的往来。比如徐志摩曾去郑孝胥家观其作字，一起聚餐，并赠送过郑氏《新月》杂志。

徐志摩禀赋卓异，个性温和，胸无城府，且经济富足，故从无自卑心理，面对西方人如此，面对中国旧诗人也同样如此。更重要的是，他的格律体新诗摆脱了早期白话诗散文化、浅俗化的弊病，融汇了中西诗歌的特长，因而获得了当时广泛的赞誉。当代人很难想象，一百年前新诗在受到光辉的西方诗传统与伟大的古典诗传统双重压力下所遇到的窘境。钱锺书在《围城》中说过：“只有做旧诗的人敢说不看新诗，做新诗的人从不肯说不懂旧诗的。”这句话未必只是“小说家言”。新诗从诞生以来就饱受争议，直到徐志摩出现，才逐步受到旧诗人的认可。陈三立对新诗一向不过目，却常读徐志摩诗，并称其“似颇有线装书气味”（方玮德《再谈志摩》）。吴宓对于早期新诗不予认可，而对徐志摩却大为赞赏，称其“依新依旧共诗神”，并将其与雪莱并论，认为“使徐君而今不死，二人者必将笃志毅力，上企乎但丁，可知也”（《挽徐志摩君》）。林庚白则在其《孑楼诗词话》中称赞过徐志摩的新诗善于用韵。故而，曹聚仁总结说：“新诗人最为旧诗人所冷淡，只有徐氏，才为旧人所倾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