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官办美术馆像在平静湖面上行驶的大船，那么民营美术馆更像是海浪中搏击的小舟。前者有源源不断、相对稳定的财政拨款，后者的命运则完全系于企业的经营情况和创始人的个人意志。

证大集团遭遇重创，但喜玛拉雅美术馆还在。或许到了这个时候，才是考验一家美术馆生命力的时候：在资金来源上，在声望上，它能否脱离“母体”独立存活？绝大部分民营馆不具备这种能力。但沈其斌领导下的喜玛拉雅显得有些特殊。

與此相关的另一件事是：据业内估计，中国90%民营美术馆馆长任期不超过4年，而沈其斌与戴志康合作10多年。沈其斌曾短暂离开美术馆，但在2019年戴志康自首后，他接任了美术馆法人。

沈其斌知道，外界能够感受到美术馆的存在。而这座美术馆是否能够继续存在，对曾对它寄予厚望的戴志康来说，意义是不同的。

喜玛拉雅是中国成立最早，也曾最有口碑的美术馆之一。但如今，它显得有些萧疏，全无当年在艺术界引领一时的盛景。展厅正在办一个名为“磁场”的展览，书店也在营业。穿过表达手法前卫的装置作品，我进入一个满溢樟木香气的“老房子”。“老房子”由采集自一栋徽州老房子的木雕拼接而成，刻工精细，古意盎然。沈其斌提着一个半旧保温瓶，脚蹬一双老布鞋，穿着黑色对襟唐装，缓缓走上二楼。

沈其斌是当代艺术策展人，三座美术馆的创始馆长。其中，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是第一座官办专业现代美术馆。喜玛拉雅美术馆则是早期民办美术馆中的标杆。2年前，他又在青岛参与创办了黄盒子美术馆。这样一个当了近20年美术馆馆长的人，如何看待企业家与美术馆的关系？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

Q =商评

A =沈其斌

- 01 -人骨子里都有“光宗耀祖”的想法

Q： 2005年，喜玛拉雅美术馆的前身证大现代艺术馆开馆了，这算是中国很早的一家民营美术馆。据说，戴志康原本只是计划在证大开发的大拇指广场做个画廊，是你劝说他搞美术馆。你当时提出这个计划是怎么考虑的？

A：18年前，也就是2004年，我还在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当馆长，戴总来拜访我。当时上海现当代美术馆还不多，多伦比较受关注。他当时说，他想在大拇指广场做一个画廊，面积大约200平方米，每年预算200万元。他说，搞房产开发，不能只有商业，他希望把大拇指广场当作一个“家”来经营。

我说，如果仅仅做一个画廊，我不感兴趣。上海已经有很多画廊，我认为画廊还是一个很简单的交易行为，而且能到画廊买画的人其实很少，做画廊并不是一个有公共性的事情，和周围的居民发生不了联系。我当时对他说，如果你真的想做文化上的事，我可以做方案，但面积不是200平方米，而是2 000平方米；预算也不是每年200万元，而是1 000万元。

其实，在此之前，《东方早报》发过一个关于我的专访。我当时就提出一个判断：美术馆的战国时代即将到来。我判断，整个社会财富增加，中产阶层数量增加，这两个增加达到一个临界点时，社会就会有一个财富转型。这种转型，蕴含着大量的机会。西方社会是一面镜子，能够反观我们的未来。西方的财富阶层发展到一定阶段，家族就会用基金会的方式来做美术馆，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从宏观上说，中国社会只要开了一个口子，大量的财富就会转入这个领域。

Q：戴志康当时是什么反应？

A：戴总有一点犹豫，他说要考虑一阵子，后来他还是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