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在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Bangalore）市中心的KGA高尔夫球场，美国著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颇有些意外地看到很多美国品牌，比如：记分员来自爱普生公司；一位球童戴的是3M公司的帽子；球场外的标识是德州仪器赞助的；路边必胜客的广告牌上热气腾腾的比萨；球场外尚未完工的高盛大厦……更令他惊讶的是在印度软件公司（Infosys）的见闻。在一间由40块数字屏幕组成的全球虚拟会议室里，印孚瑟斯全球供应链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随时“出现”在这个房间。此外，他还发现美国的税务顾问、编程、呼叫中心等服务也都被“外包”给了印度。

弗里德曼深刻认识到了数字时代的全球分工和竞争关系。如同哥伦布证实了“地球确实是圆的”一样，弗里德曼发现：世界是平的。是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进步和创新将全球经济的竞技场夷为平地。弗里德曼为此感到欣喜，但也心生忧虑。他担心的是离岸外包和价值链分工对美国产生的负面影响，如工作岗位的流失等。

后疫情时代，需要新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分工和贸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它等同于技术进步的效果，整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迁移。但李嘉图错在将比较优势视为外生给定的。比较优势的来源也不仅仅是要素禀赋，还有制度和政策，即使要素禀赋结构也是可变的。微观或中观层面，如果后发国家将贸易伙伴的比较优势转化成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分工协作就变成了相互竞争（Samuelson，2004）。宏观和政治经济学层面，当后发国家的相对经济总规模上升到一定水平，贸易将不再是双赢的，极有可能出现贸易冲突（戈莫里和鲍莫尔，2018）。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发国家随着价值链向上游跃迁，对美国等技术前沿国家的竞争已不局限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或低附加值生产阶段。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贸易和总贸易规模均出现不同程度上的收缩。2016～2020年，保护主义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取得政治主导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多边治理框架面临挑战。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扰乱了分工秩序，其引发的芯片短缺、“能源危机”等事件突出了价值链的安全风险。价值链重构似乎已成为共识。21世纪的全球化将向何处去？

思考全球化的命运，需要一个抽象的框架。如果将全球化视为一个主要由经济理性驱动的事实，那成本-收益（投入-产出）分析就是基本分析工具，而技术和创新则是一个主要视角。

全球化浪潮中的三次“解绑”

以创新驱动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经济增长始于1820年，它有三重转折意义：（1）世界经济摆脱“马尔萨斯停滞”，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全面加速（图1）；（2）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时代开启；（3）东方和西方出现“大分流”。这并非巧合，因为它们的驱动力都是创新和创新的扩散。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迎来了长期和平，欧洲大陆国家加快学习英国，开始了工业化。比利时是第一个学习英国的国家，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法国、瑞士和普鲁士始于30年代（还有美国）。70年代开始，伴随着金本位的确立和贸易的发展，工业化浪潮向全球各地扩散。东方国家中，除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之后开始了工业化之外，中国和印度等大国均在去工业化（鲍德温，2020，第2章）。

按照价格趋同的标准，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始于1820年。19世纪初，瓦特改良版蒸汽机在船只和火车上的使用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技术上，1814年乔治·斯蒂芬森发明蒸汽机车。1819年，风力与蒸汽动力混合的蒸汽船第一次横渡大西洋。政策上，英国从1815年开始降低关税，并于1846年最终废除“谷物法”，标志着自由贸易的开端。1846～1879年是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全球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0%快速上升到24%（图2）。1879年后，德国和美国开始奉行保护主义政策，全球贸易进入停滞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才短暂地恢复。在与英国等领先工业化国家的贸易过程中，美国和德国都制定了保护国内幼稚工业的政策，充分学习技术知识，开始了工业化和对英国的追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