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赋予城市人格，那么在一位东兴市民眼里，她的家乡就像是一个沉默、隐忍同时笨拙的人。

东兴是一座位于广西与越南边境的县级市，今年1月初，它刚刚摆脱历时半个多月的封控，但仅仅一个半月后的2月24日，因为在例行核酸检测中发现1名阳性人员，次日，东兴宣布从当天早上8时起对全市城区施行居家隔离管理。而原定于2月27日24時后解除的封控，持续至今（4月25日本期截稿日），只有处在“无疫网格”的居民可以在有限范围内外出。

“我们从上一轮疫情中恢复时，全国都在遭受疫情的困扰，因此我们没有打扰别人，只是在默默自救……现如今是真的撑不住了……我们没有大城市先进的医疗手段和充足的资源，只能用最笨的方法将病毒捆绑起来，不放它走。”上述东兴市民表示。

一旦出现疫情，就用“最笨的方法”，即官方说法—“静态管理”，“捆绑”病毒，似乎已成为很多小城市能想到的最直接的方法。

据不完全统计，3月以来，全国有超过20个地级和县级市实行过全域静态管理或封控，其中以经济或城市规模不大的城市为主，多个县级行政区还会在只有个别几例“阳性”，甚至没有确诊病例的情况下，就对全域或部分地区实行封控。

在疫情萌芽之际就快速将其控制在某一区域内，的确能避免疫情蔓延，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小城市的优势。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另一座边境小城云南瑞丽。从2020年年初至今，瑞丽总共已封城9次，没有出现一次病例外溢至其他省市。

但代价是，城市的生产生活全面暂停—短则几日，长则数月。瑞丽靠近缅甸边境的一些村寨，民众居家隔离的时间甚至超过了一年。对于小城市来说，这种管理措施的代价承担起来或许要比大城市更难。这不仅因为这些地方人均收入水平并不高，还因为人们的声音和需求难以被听到。

“被忽视”和“被遗忘”，这是《第一财经》杂志采访东兴市民时，他们频频提及的感受。“最近大家都在关注上海和广州的疫情，我也想为我的家乡发发声……”上述东兴市民说。她没有选择接受我们的采访，而是将想说的话录了下来。

突然按下的“暂停键”

疫情对于小城市来说，往往是突然降临的。

因为极易受境外波及，边境小城可能随时会面对突发疫情，而一些流动人口并不多的内陆小城，则很可能因为其他省市的个别病例外溢，此前只在新闻里出现的疫情就迅即被亲身体验。

3月28日是安徽省淮南市实施“全市范围内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动、活动”防控政策的第一天。同日，全市居民被要求核酸检测。这是家住田家庵区的曹女士和家人第一次做核酸检测。

曹女士的小区只在2020年2月因为有邻居是阳性病例而执行过14天的封闭式管理。此后，像曹女士这样常居于此的人，平素如果外出机会不多，几乎没什么场景需要他们去体验对于大城市来说早就习以为常的核酸检测。

但这一次，传播速度更快更猛的奥密克戎，让这个两年多来几无新冠病例的四线小城市，整体按下了“暂停键”。所有市民都被告知：3月30日前不离淮。

超大城市之外，今年以来实行过“全域静态管理”的部分城市

此次淮南疫情，就是源于其他省市确诊病例外溢。根据官方消息，第一例确诊患者来自凤台县李冲回族乡，3月16日患者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乡，接受上门“三天两检”，核酸结果均为阴性，但10天后前往发热门诊时被确诊。也就是说，从“零号病人”返乡之日算起，病毒在李冲这片常住人口仅1.29万的农村区域，隐匿酝酿了长达10天之久。

村庄人口相对集中、人情交往频繁，容易造成聚集性疫情—自3月26日首例阳性患者被发现，3月27日，凤台县对外通报新增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14例，全部集中在李冲。

这让居住在这里的马蒙蒙害怕，“当你发现邻居的亲戚感染了，他家小孩还和自己小孩在一个学校的食堂吃过饭，你能不怕吗？”她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由于家里有两个老人和两个孩子，马蒙蒙选择了居家隔离，每日接受一次上门核酸检测。在此之前，新冠疫情一直是件离他们很远的事情。“大白”第一次上门前，她特意教了下婆婆如何正确佩戴口罩。

李冲距离县城约3公里，距离淮南市区30公里。随着周边城市如滁州、宣城相继出现阳性病例，淮南市的防控警报就此拉响。

小城速度

事实上，凤台县政府网站在3月27日凌晨3点发布首条病例通报信息的同时，就直接宣布凤台县全域为疫情防控警戒区，实行交通管制。截至当天下午2点，凤台调集了5390人的核酸检测队伍，在全县16个乡镇设立了385个采样点，完成了近31万人次的核酸采样。

而作为疫情的中心地带，李冲下辖十几个村子，在第一名患者被确诊为阳性的当晚，住得较为密集的几个村里的居民就被集体转运至最近的酒店隔离。

“反应速度快”也是很多淮南市民的感受。一位居住在谢家集区的市民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在上海疫情还不太严重时，社区工作人员就会挨家挨户敲门，调查是否有没报备的外来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