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家犬业公司的负责人，也是专业的宠物美容师和训犬师，平时我和同事们的日常工作是繁育、训练和照护宠物。上海疫情暴发之初，一位来自武汉的同事极其敏感，他向我们描述了当时武汉疫情期间宠物的需求，以及一些悲惨的故事。听完之后，我们便开始投入准备。我的助理发了一条朋友圈，如果客人在疫情期间确诊为阳性或成为密接需要被隔离，可及时联系我们。

最初我们只准备了两栋别墅，一栋是我自己的，另外又租了一栋。我找来了年初刚从美国回来的弟弟，他感染过两次新冠。我和同事们都没阳过，我想弟弟应对的经验应该更丰富一些。他还叫来了7个情况和他类似的同学。

从3月10日开始，我们把所有的员工分为3组，一组是“店面组”，继续我们店里原本的宠物洗浴、美容、训练等业务，从确定接纳阳性病人的宠物开始，“店面組”的店员就不和客人直接接触了，客人把宠物放在门口，店员穿着防护服去接。另一个组就是我弟弟这个组，他们在别墅里照顾因为疫情被托管的宠物。第三个组就是“运输组”，专门负责去接猫狗。

我是在“运输组”工作的，考虑到毕竟我们要接触阳性家庭的宠物，算是“危险人物”，所以我和同事这段时间一直在车上睡，不回家也不进店里。

原本我们只是想帮老客户解决困难，没想到我们的朋友圈被很多人转发，大量的电话就打进来了。本着能帮则帮的想法，第一栋、第二栋别墅在3月20日之前就住满了。

我们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选择，继续帮下去，还是就此打住。继续帮下去，需要搭很多钱，别墅的房东要求我们押六付一，第一栋的租金是一个月1万元，也就是说光一栋别墅，我们就要一次性付7万元。但另一边可能是经济状况并不好的求助者，我们不得不在价格上让步。股东们起初是反对的，他们问我，何时是个头？

我给股东们听了一段客户的求助电话录音。那是一个父亲，女儿上高三，有抑郁症，小狗是他买给女儿的礼物。结果女儿阳性了，妻子也是。这个中年男人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起初还能正常说话，然后就哽咽了，最后放声痛哭。生活的压力要把他压倒了，他手上没什么钱，但他知道，如果小狗真的被安乐死或者在消毒过程中中毒、饿死，他女儿的抑郁症一定会再犯。

我对股东说，我也是一个父亲，我也有女儿，我也希望保护好我的女儿，我们救的不仅仅是一只狗，更是一个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