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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在新书《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里有一段分析你提到，“一旦金融市场取代了家秩序的跨期交换功能，父母、子女、夫妻等各关系中功利性的成分会降低，情感的比重因此上升—金融不仅解放婚姻，也把个人从家庭和亲戚网络中解放出来。”从而你联系到20世纪新文化运动失败的原因，认为是当时暂无发达的金融市场来替代崇尚集体的伦理传统，因而“个人主义”没有扎下根。现在来看，00后确实比90后80后更加自我、不拘一格，这是不是正好是金融市场在取代家秩序保险功能的体现？你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C：在这方面，我在过去很多年做过一些研究，当然其他很多学者也做过，尤其是像UCLA的阎云翔教授，他就一直在跟踪中国一代一代的年轻人，观察他们对于个人权利和个人空间的看重程度到底有没有明显变化。现在回过头来看，不管是90后、85后，还是00后，人在家庭中的关系，包括婚姻关系、小孩跟父母之间的家庭关系，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通过一些研究就看到，越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家庭越呈现出扁平结构;而越往下走到地区市和县城，特别是农村，从爷爷奶奶到父母再到小孩这一辈，更多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结构。在扁平结构里，子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平等，而不是父母、爷爷奶奶高高在上，子女不能还嘴、反驳。我在湖南农村出生长大，我们小时候首先要学会的规矩是跟大人说话不可以太大声，用词要温和，这种规矩就有明显的等级秩序划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秩序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也跟过去几十年金融市场和商业市场的发展有关，背后原因跟“风险”控制的关系很大。因为每一个人只要一生病，就很容易对未来担心。一旦有对未来生老病死的担忧，你就要把自己压缩很多。传统来说，我们是通过每个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基于婚姻、家庭和宗族这样的风险互助体系，让每个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自己不舒服的时候，有人会给予关照。但现在，这些都可以依靠市场化的手段解决，无论是租房、开车、养老、医疗还是其他方面，我们都可以通过不同的保险或者金融产品，以及其他市场化手段来解决，不需要勉强和委屈自己。这些也是为什么00后比起50后、60后、70后要无忧无虑得多，因为应对未来方方面面风险的手段已经非常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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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在你提到的风险维度的逻辑里，婚姻、家庭、宗教这些传统的组织形式都是一种对风险的管理。同时现代社会的金融手段，也是一种对跨界风险的管理。为什么后者相比前者而言是一种递进关系，或者说为什么商业和金融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

C：不管哪个社会，在每个人对于自身避险的安排中，家庭和亲戚网络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依靠。最后其他路的走不通了，还是得找亲戚来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