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清晨，窗外响起了一道惊雷，整个房间的玻璃都随之嗡嗡作响。我从睡梦中醒来，感受到一片无声的嘈杂。闭上眼睛，我看到一张揉碎的白纸上写满了无意义的符号，很多种颜色的水笔相互重叠。我沉浸在这片混乱中，知道我的身体正在走向不可避免的衰败。

我想我应该为我的人生旅途留下一些印迹，也为我惨淡的独居生活寻找一些消磨时间的填充物，以免我将时间全部花费在和自己纠缠不清的对话当中。因此，我动笔写下了这份关于那个夏天的奇妙旅途的回忆录。

我曾试图为理解人类的意识做出刻骨铭心的努力，但这是一种几乎陷入绝境的徒劳。因为人这个物种在理解自己，特别是自己的意识这一本质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一种畏畏缩缩、踟蹰不前的怯懦。当我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像所有平庸的人一样停下了脚步。但我并不为此感到羞耻，毕竟我曾经离真相如此接近。

我曾经在一些零星的场合与人分享过这些经历，但是都只得到了听众隐匿的叹息或安慰性的附和。我将之归结于我对事件的前因后果的描述不够充分，让听众只见皮毛不见血肉。这次，我将在这份回忆录中努力将我的思想历程描述出来，尽量避免再犯这种错误。

二十五岁以前，我在攻读通信科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我的硕士课题是《通讯电路的码分复用技术》。这是一项极老的概念，我所做出的微小贡献在于采用了两种新的正交编码基，勉强完成了毕业论文。我的导师对我的评价是“踏实肯干，不求捷径”。

离开校园以后，我在一家路由器公司工作，负责大规模路由器通信协议的统一和规范化。这份工作枯燥且无趣，机器的对话只求快速准确，毫无情趣可言。支撑我在公司工作的唯一动力是部门中的另一个年轻人王哲。他负责检修公司卖出的路由器，常有出差的机会。他会在办公室里拿通信协议的梗和我开玩笑，比如把“去食堂吃饭吗”说成“径堂，饭否”，这种带有一点古汉语意味和机器语言外壳的句子。我往往接不上他跳跃而敏捷的思路，只是咧嘴笑着称赞他的幽默。

我和王哲合租在距离公司两站地铁的公寓。比起我来，他是一个更活泼多言的人，每次房东来检查水电安全和房屋设备，都以极高的热情与之寒暄，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我则坐在沙发或饭桌前赔笑，直到他们完成整个房间的检查。房东常被王哲逗得前俯后仰，心满意足地离开我们的房间。

“难怪你哲哥有女朋友，你没有。”房东说。

王哲的女朋友叫李琴，在我的母校攻读神经科学的博士学位。王哲不喜欢神经科学，但这不影响他将李琴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在我们合租的日子里，王哲认为我应该多接触些人，不要整天和机器对话。他督促我关心科技，那几年流行的全息影院、VR游戏等都是他领着我第一次去体验的。他也不止一次敦促我丢掉我的第一代降噪耳机，换成最新的贴片式微型耳机。但我却因为害怕改变，始终用着我中学时买的降噪蓝牙耳机。

我对王哲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我不喜欢他用同等的热情对待房东和我，这让我怀疑他的善意和热情只是处事的一种惯性;另一方面，我也从心底里感谢王哲，如果没有他，我的生活会闭塞得多。

工作的第三年，我经常在恍惚中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再受自己控制了。我敲击键盘、浏览代码似乎都成了无意识状态下的行为。那些闪动的数字似乎不用经过我的思考，就能导出我的下一步行为。

那年入夏，王哲说他的女朋友在研究神经问题时需要一些信号处理的帮助。“他们提取了一些奇怪的神经信号，但是搞不明白，我瞬间就想到你了，或许你可以帮他们去看看？”

我很迷惑王哲这种舍近求远的行为。

“你自己去帮他们处理如何呢？”我问。

“你知道我讨厌神经科学的概念。他们把人视为一种计算模式，神经元全是逻輯单元，这简直是玷污人类思维的神圣性。”王哲说。

“可是我以为他们研究的是生物问题。”

“是这样的，但她说他们提取到了一些信号，需要更好的手段来解析它。”

我想继续追问下去，但是王哲语焉不详。我看出他既想帮助李琴，又不想接触神经科学的心态。王哲的最后一条理由打动了我，他说：“而且她的导师会提供补助，我也可以跟公司的领导打一声招呼让你外派，你该出去换换心情了。”

仿佛是被另一股力量控制了，我脱口而出，“好。”

几天后，李琴带着我走进他们的实验室。她是一位高挑的北方女孩，说话果断、开朗。这里的人都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行色匆匆。我的蓝牙耳机中播放着一首轻摇滚，未开降噪模式的音乐和仪器轰鸣声混杂在一起，让眼前的一切有一种低成本电影中的不确定感。

“王哲可能没有跟你说清楚，我们采集的并不是动物或人类的神经信号活动，而是体外培养的类器官群体电位活动。”

“类器官？”

“是的，每一种干细胞都可以在特定环境下被诱导成为类器官。这些细胞在功能上出现分化，在空间上体现出规律性的排布，可以实现一些体内器官的功能。这都是一些很老的技术了，我觉得你应该在生物学课本里见过。再不济，自媒体的科普文章很喜欢这类概念。”

李琴带着我走进了一个细胞间的入口，递给我一套防护服和一副橡胶手套。

“我们最近在类脑器官的组织分化上实现了一些突破，这些细胞看起来能够产生一些自发的协调信号了。这种协调的活动波被认为是意识的一种重要特征。”

“所以我们在讨论一个可能具有了意识的器官吗？”我不禁惊愕地皱了皱眉头。

“你不用紧张，这种协调的电信号虽然可能代表着意识，但那也是一种低级的、混沌的意识，就像人在昏迷中的状态。人在清醒状态下的脑电波具有更高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

“即使我在昏迷，我也不希望成为一个缸中大脑。”我喃喃自语道。

我看到了我们谈论的类器官组织。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具象和科幻，只是一个几厘米见方的小细胞团，聚集在培养皿的底部，没有律动，也没有发光，看不出生命的迹象。一些电极贴在这些组织的表面，输出的信号显示在显示屏上。

李琴给我看了几天前采集到的神经信号。这是一个三十二位通道的电位信号。据李琴的描述，他们是将一个微电极阵列植入均匀分布的三十二个位点进行的采集。如李琴所说，这些信号之间表现出一种协调性。

“如你所见，它们显然有了某种‘集体规范’。”李琴说，“但是当你关注单个通道的行为时，却无法发现任何启发。就像是时间域上的随机徘徊。”

“你说的很对。”我注视着屏幕上的三十二条电位信号，表示赞同。

“这样的信号似乎是无法编码信息的。”李琴说，“至少就我们浅薄的信息学知识来看。”

“单就一个没有输入的系统来说，确实很难解析。”我说，“你们想过用外加的信号诱导它产生输出吗？”

“这是被禁止的。因为当这个系统接收了外界输入，就仿佛被从睡梦中唤醒了。很难预料在这种意识当中，它会面临何种体验。毕竟人类的五感本质上也只是外部信号转换为神经电位信号的输入而已。”

“没想到你们也是关心伦理的。”

“神经科学家内部有比你想象的更严格的伦理审查。”李琴有些不悦地说，“但这仅仅是奇怪之处之一。我们发现这种神经信号在时间上是非均一的。比如，这是再早一周我们采到的信號。”李琴将数据往前翻了翻，“你应该能感受到这种信号上的区别，它似乎是更密集、更不稳定了。”

“是的，频率更高了。”我总结道。

“但同样的，我们也无法从这些信号当中获取任何信息。”

“如果拒绝输入信号的话，当然是无法获得有意义的输出的。这就像是一本字典，你随机翻到了一页，当然无法知道这本字典的规范。如果能够循着顺序一页一页地往后翻，我指输入一些有代表性的信号的话，你对这个语言的语法规范就更加熟悉了。”

“这是不行的。”李琴的声音轻下去，“在神经科学这个研究群体当中，向类脑器官输入感知信号是不被允许的。”

这之后的交流中，我了解了类器官培养的规范和基本方法。这种操作生命体（或有生命体潜质的组织）的想法让我觉得很新奇，尤其是处理类脑器官的方法。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李琴告诉我，一旦类器官出现突破现在均一单调信号电位的复杂信号，比如在空间上出现明确的异质性，即出现高级智能的可能性，就必须将之麻醉，并通知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实验室做到这一点，伦理学家和哲学家对此很紧张，他们相信这会发生，并做好了各类预案和规划。”

“那岂不是封闭了自己向前探索的大门？”我问。

“也不能这么说，只能说这扇门有重重枷锁。”

交谈结束后，李琴同意让我将数据带回家去处理。她同时递给我一塑料袋中药，要我带给王哲。“我们之间最近有些矛盾，”她说，“但请你提醒他还是要吃药。”

那天之后，我着手研究李琴采到的脑电信号。这就像是一头栽入一个外语者的聚集区，在没有任何向导提示的情况下试图理解这种语言。

我把中药给了王哲。王哲把它们放在电视柜里就不再取用。我虽然关心他的身体，但对中药一无所知。从包装袋上窥出病症的线索就此中断，我不知道如何礼貌地向他开口询问，只好一直保持沉默。

我起初用一些统计手段研究这些神经信号。这就像无师自通一门外语，虽然对这门语言的词汇和句法一无所知，但是通过观察在这个语言当中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单位，就大概能够猜测出这种语言的功能性虚词等。

但是这段脑电信号在周期性上表现很差，如果比喻成一种语言的话，它很少说一样的词组。如果一个词组从不重复出现，那就失去了总结规律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让我在那段时间经常头疼。我的蓝牙耳机恰巧在那时出现故障，屡屡出现杂音，我因此没法用轻音乐来排解烦恼。

我向王哲抱怨我的困境，开玩笑地指责他让我陷入这种难题当中。

“毕竟讨论这些神经信号有没有意义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我觉得你也不必跟李琴较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