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门外响起轻快的脚步声时，她本能地感到了危险，转动钥匙将房门锁起来。她松了一口气，以为把危险挡在了门外，但斧头的寒光从窗外射向她的眼睛。她蜷缩在床上，因为紧张和恐惧而颤抖着，外面的男人用斧头劈向木板，如雨点般彻底地砍断了她的自信。

男人们从窗户爬进来，2名医生只是量了她的脉搏后，就直接宣布她疯了，用力将她抱起。

她没有反抗，没有挣扎，只把怒火紧紧地锁在心里，因为她知道，任何的暴力反抗和挣扎都正中他丈夫的下怀：“看吧，她真的疯了！”

四肢瘫痪地不合作，是她无声的抗议。

在众多围观群众中，没有人上前，也没有人帮忙，在一片沉默而冷酷的凝视中，她被抬到了马车上。一路上，她都冷静地表示了抗议，她要求合法地审判，但她的丈夫说：“我正在按照伊利诺伊州的法律行事。”

的确，当时伊利诺伊州法律规定，只要医院主管确认一名已婚妇女“精神不正常”，并不需要额外的证据和程序，丈夫就能将她送进精神病院。而她的丈夫明显已经让州立精神病院的院长接纳了她是“精神错乱”，现在只需要将她送往那里，她就真的成为一个“疯子”了。

她被送进了州立医院，丈夫在她的入院记录里写着：1860年6月19日，伊丽莎白·帕卡德，已婚，44岁，马萨诸塞州人。这样的状态已经3年，这2年尤其疯狂，25年前曾在伍斯特医院住院，最近4个月更具攻击性，原因可能是身心使用过度。

没有比称“她疯了”更有效的方法让她沉默

伊丽莎白的丈夫是一名比她年长15岁的冷酷霸道的牧师。婚后他们安然地一起生活了15年，养育了4男1女，伊丽莎白同时协助她的丈夫在教会的安息日学校任教。

伊丽莎白从小就被培养成“一个沉默的倾听者”，她的丈夫心满意足地成为他们婚姻中唯一的代言人，而充满活力和好奇心、善于交际的伊丽莎白大部分时间都毫无怨言地忍受着自我个性和自由被扼杀。

1857年秋天，他们一家来到伊利诺伊州的曼特诺，一个离芝加哥大约65公里的小镇。伊丽莎白访问了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和妇女权利倡导者格里特·史密斯，并向其倾诉了她的生活、家庭、烦心事、想法等。格里特·史密斯对伊丽莎白说：“帕卡德夫人，到了你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了，没有别的办法能让你摆脱和这样的男人过这种生活。”格里特·史密斯敦促她为自己的想法挺身而出。

虽然当时什么都没有发生，但这似乎令伊丽莎白醍醐灌顶，开阔的中西部草原和广阔的天空预示着无限的可能。

1848年，伊丽莎白和不情愿参与的丈夫参加了在纽约塞内卡福尔斯举行的第一届妇女权利大会。这场大会引发了美国一场关于妇女权利的全国性对话，“妻子不是物品，她们是社会的一部分。”然而，伊丽莎白的丈夫却认为“女人没有男人必须尊重的权利”。

“我有自己的想法和意志，会随心所欲地思考和行动。”伊丽莎白不再安静地倾听，开始警惕盲从别人（包括丈夫）的讲道，并广泛地阅读其他信仰和哲学，独立思考使她开始质疑丈夫的信条。

那是一个男人的优越感几乎不容置疑的时代，那时的已婚妇女从宣誓结婚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是“公民”，而是丈夫法律身份的影子——丈夫和妻子是一体的，那便是“法律上的丈夫”。女人在结婚后便受丈夫的监护，丈夫对妻子握有“保护权”，他可以殴打她，管教她，监督她的人际交友、书信往来，还能随意支配妻子的财产。

而女性应该是冷静、顺从的天使，她们被鼓励努力“对每一种感觉都漠不关心”，像伊丽莎白这样表现出“难以驾驭”的个性，以及“有力量和果断的性格”或“强烈的决心”，都是教科书里“精神不稳定”的绝佳案例。正如美国作家罗克珊·盖伊所说：“不管我们身处哪个世纪，不守规矩的女人都是女巫。”

1860年春天，伊丽莎白在学校上课时，主张对《圣经》的解释应有个人判断的权利，并批评完全堕落的教义，她在公开场合表明自己的立场，鼓励大家进行批判性思考。她是一个天生具有说服力的人，拥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几个月内上她课的人数增加了6倍之多。然而，這引起了教会成员的愤怒，伊丽莎白被赶了出去。

10多年来，她的丈夫是整个家庭唯一的声音，现在的她开始找到自己的声音，拒绝保持沉默。这彻底地挑战了她的丈夫，面对伊丽莎白的慷慨激昂，他感到无能为力。为了让她沉默，没有比称“她疯了”更有效的方法了。

装所有“麻烦人”的监狱

这并非她第一次被送到精神病院。

19岁那年，伊丽莎白的父亲曾经把她送进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州立精神病院，当时她正处于教学生涯中，但她父亲认为这种“脑力劳动”让她产生幻觉，引起精神错乱。然而，精神科医生不仅担心伊丽莎白过度使用大脑，还担心她的月经周期不规律。在19世纪，尽管没有确凿的科学依据，但医生们确信女性的月经周期使她们容易“发疯”，“当月经开始的那一刻，女人就受到了她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