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前，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战争洪流冲击下，马烽告别父老乡亲，参加了抗日部队，做了一名普通战士，转战晋西南、晋西北，在真枪实弹、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摸爬滚打。由于他读过高小，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公案”章回小说，战斗间隙，迷上了文学这块伊甸园，尝试着笔耕的味道。其时，马烽对文学仅仅是一种爱好，并没有想到当作家、当职业作家。从1942年他的第一篇作品《第一次侦察》发表迄今，已经整整80个年头了。他以自己富有特色的文学作品，在文坛上赢得了一席地位。他不但成为作家，而且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作家。《吕梁英雄传》 （与西戎合著） 《饲养员赵大叔》《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泪痕》（与孙谦合著）《咱们的退伍兵》（与孙谦合著）等等脍炙人口的作品，留给人们记忆，留给人们话题。

马烽曾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山西省文联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务，是中共第十一次、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为了全国以及山西省的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1992年5月，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马烽“人民作家”荣誉称号。然而，遗憾的是，马烽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1月31日在太原逝世了，享年82岁。马烽虽然离开了他挚爱的、难以割舍的文学事业，但他以自己的人品、文品和创作成就昭示，他是无愧于时代的人民作家。

一、走上文坛

马烽，原名马书铭，曾用笔名阎志吾、孔华联、莫韵。1922年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居义村。父亲是个中医，靠行医维持家计。5岁丧父，家中生活顿然窘困，7岁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孝义县立高小。他学习刻苦，每次考试都是前几名，所以能得到学校每个季度的三块钱奖学金。他除了认真学习正课外，课余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如 《水浒传》 《西游记》《七侠五义》《彭公案》等等，开始对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人心惶惶的局面下，各类学校纷纷停办，孝义县立高小也无法坚持，再有半年即可毕业的马烽，只能回家，帮助母亲干农活。已经懂得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道理的马烽，眼看着大片国土沦陷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爱国热情迸发，自然在家里待不住了，跟母亲说要去参加抗日战争。母亲开始坚决不同意，她知道这是去打仗，随时都有危险，不能让唯一的儿子有个不测。马烽便给母亲讲《精忠传》里岳母刺字一类故事，启发她，开导她，不久，东大王村里有一些从太原逃回来的买卖人，讲述亲眼看到日本兵残杀中国人的事实，让他母亲受到强烈震动，“她知道我万一留在家里被敌人残杀了，反而是自己害了自己的儿子。最后她终于下了决心，同意了我的要求。”（引自马烽《忆童年》）

16岁的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山西新军政卫旅，先当战士;不久，由于一次偶然“事故”，成了文艺兵;而这个经历对于他来说，却是人生的一次关键性转折。如果没有这次转折，或许马烽的文艺特长就会被埋没，只能是作为一名军人为社会做贡献了。

关于这次偶然“事故”，据马烽在散文《一幅木刻引起的回忆》中讲述，那是在一次以排为单位进行墙报比赛活动时，他所在的排为了能取得好名次，悄悄地请来有画画才能的连部文书，给他们画了一个报头，画好后晒在他们班睡觉的炕头上。当时是以班为单位做饭，那天轮马烽值日做饭。他把做好的饭盛在大盆里往炕上端的时候，一不小心洒出了一些稀汤，正好洒在了报头上，把报头弄了个一塌糊涂。这可捅下大乱子了，排长、班长一心要靠这报头在比赛中拿名次，结果被他毁了，自然是大发脾气训斥他;战士们也纷纷指责他影响了集体荣誉。闯下祸的马烽自知理亏，不敢辩解。挨了一通训斥后，他还被逼画出一个新报头来。好在他读高小时，曾学过画图画常识，现在倒是用上了。他赶快去翻书报，在一本刊物上发现了一幅黑白的木刻封面画，刻的是两个战士隐蔽在草丛中，用机关枪向敌人射击。于是，他就以这幅木刻为蓝本，临摹成了一张墙报头。出乎所有人意料，比赛结果，他们排的墙报获得了第一名，主要是因为报头画的内容有意义，画面也有一定的艺术性。至于那幅木刻的作者是何人，马烽并没有在意。直到40多年后的1980年，他去参观“力群版画展览”时，发现那幅木刻原来是力群三十年代创作的作品。

正是由于这幅木刻，马烽被部队领导看准是一位美术人才，适合做宣传工作，在组建宣传队时就调他去了，主要是随军刷写标语，有时也画一些抗日漫画。本年冬天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宣传队人员增加，命名为“前锋剧社”。马烽在回忆文章《“前锋”—“黄河”—“吕梁”》中说：“那时候，全剧社没有一个从事过文艺工作的专业人才，最多是住学校时爱好文艺而已。这就只能是边学边工作，学中干，干中学了，水平当然也就不高了。可是大家都决心为宣传抗日尽一份力量，因而学习、工作劲头都很足。”

为了提高整个剧社的文艺水平，1939年初夏，“前锋剧社”全体人员开赴晋东南，进入由李伯钊任校长的“民族革命艺术学校”，学习了大约半年时间。这半年，是马烽第一次接触文艺理论知识。12月学习刚结束，就遇上阎锡山发动的企图消灭山西抗日新军的“十二月事变”。剧社挑选了一部分身强力壮者编入部队司令部警卫排，马烽是其中之一。他们同敌人进行激烈战斗，保卫司令部冲出包围，回到了晋西北根据地。在枪林弹雨中，马烽得到了很好的鍛炼。随后，以他们警卫排为基础，重新成立剧社，命名为“黄河剧社”。

几个月后，“黄河剧社”与山西抗日组织牺盟会领导下的文艺团体“吕梁剧社”合并，沿用“吕梁剧社”名称，马烽继续从事写标语、画漫画工作;如果遇上演戏人手少时，他也客串当一当没有台词的演员。由于他念过书，因此，从调到宣传队开始，就坚持记日记，数十年没有中断。记日记既锻炼了他的文字表达能力，养成了写作习惯，也为他以后的创作积累了不少素材。他在五十年代写的一篇文章《勤学苦练》中专门谈了自己的感受：“我觉得写日记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方面是文体比较不受任何形式的拘束;另一方面是容易养成一种每日写作的勤劳习惯，经常做这样一种写作的基本练习，不仅可以磨炼文字技巧，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自己观察事物、表现事物的能力。”

然而，马烽的这个习惯延续到1966年“文革”开始，被迫中断了。特别遗憾的是，在造反派抄家风越刮越厉害时，他知道这些日记一旦被造反派搜出，会给他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于是，忍痛将几十年写的一大摞日记付之一炬。这不光烧掉了他多年的心血，烧掉了他以后创作的素材，也使研究人员失去了研究他的人生经历与创作轨迹最权威的资料。

1940年冬，马烽随剧社到了延安，进入鲁艺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美术。不到10天，他却病倒了，住进了鲁艺医务所。跟他一起住医务所的几个鲁艺文学系的同学，经常从图书馆借来中外文学作品阅读，他也有了读文学书的机会，让他大开眼界，增长了不少知识，对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半年后，马烽身体康复，恰好延安新成立起一所部队艺术学校，将附设于鲁艺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全部编入该校，他转到美术队继续学习，还被任命为队长。这期间，他一方面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一方面大量阅读中国新文学作品和外国名著，如鲁迅的小说，艾芜的《南行记》，苏联的《铁流》《毁灭》《被开垦的处女地》等等。为了有更多的读书机会，他主动给同学们当看书姿势的“模特儿”;同时，经常去旁听鲁艺文学系的课。有了一定的文学知识，他便开始试着写文学作品。有一篇给墙报写的稿件叫做《第一次侦察》，同学们都认为不错，鼓励他投给报刊。他大着胆子送到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部。没多久，1942年9月16日的《解放日报》就发表出来了，这使他受到很大鼓舞，也标志着马烽文学创作生涯的开始。

《第一次侦察》发表不久，延安群众出版社的编辑胡采，曾专门找马烽谈过一次话，肯定了作品的成绩，认为文字浅显通俗、口语化，有故事情节;同时，也客观地提出了作品存在的不足，指出应该如何克服。这些评价对马烽是个很好的鼓励;而让他完全没有料到的是，延安群众出版社专门印行了《第一次侦察》的64开单行本，扩大了这个作品的社会影响，从而更坚定了他写作的决心和信心。

二、扎根吕梁

1942年夏天，在部艺的学习结束后，马烽原来所属的“吕梁剧社”奉命并入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他被分配到美术队，继续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冬天，随剧社回到了晋西北根据地，赶上部队“精兵简政”，他和一些不擅长演戏、唱歌、跳舞、器乐演奏的人员，包括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不久，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各解放区。晋绥文联按照《讲话》精神，组织起一个文艺工作团，到基层工作。马烽成为一名团员，被派去工厂做工会工作，组织工人开展文艺宣传活动。此前，马烽对工业生产没有任何感受，初次接触工厂很是新鲜。他整天跟工人师傅们生活在一起，熟悉各类产品的生产程序，参加工厂的生产竞赛和各种文化、教育活动，比如办墙报，组织读报组和通讯组，排演小戏，教唱歌曲等等。在这段时间里，工人们那种强烈的集体观念，忘我的劳动热情，使马烽的思想感情受到很大教育。

这段时期，马烽被《抗战日报》（边区机关报，1946年7月改名为《晋绥日报》）《晋绥大众报》聘为通讯员。他把工人们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生产的事迹，写成多篇通讯稿，有《几种代用品的创造》《张秋凤运动的热潮》《懒汉回头赛如牛》等，寄给这两家报纸发表。后来，他在《坚持为工农兵的方向》）一文中曾谈到过写这些通讯稿的原因：“当时写这些东西的动机，主要是由于一种责任感，觉得应当把这些事报道出去。另外还有一种想法，就是当作写作练习。我确实从写这些新闻通讯中学到了一些东西，这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写作水平，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自己观察、分析、综合问题的能力。”

起初，马烽写作用的是书面语言、知识分子腔。报社编辑指出了他的问题，希望他能用群众语言写稿。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1943年冬天，他到边区的劳动模范温象拴村里工作。晚上给农民读报，照原文读下来，大部分人都听不懂，必须重新解释一遍。这时，他才深深地感到报纸上的许多文章，包括他自己写的通讯报道，群众接受不了。于是，他有意识地注意学习群众语言，并且应用到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通讯稿《懒汉回头赛如牛》中间。稿件发表后，得到了报社的赞扬、群众的喜爱。

马烽通过写通讯稿感悟到一个正确的道理：从事文字写作，不管是创作文艺作品，还是写通讯报道，只要是让普通群众读或听，就应该朝着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迈进。尤其是像他这样出生在普通农民家庭、文化基础较弱、创作刚刚起步的作者，更要把读者对象确定为人民大众，这正好是扬己之长、发挥优势的明智做法。如果不是这样，去盲目追求高雅层次的东西，只能是脱离实际、得不偿失。从此，他坚定了走通俗化创作的道路。

1944年初，马烽结束了在工厂、农村的文教宣传工作，奉命回到晋绥边区文联，一方面参加整风运动，一方面整理下基层搜集的材料准备创作。这一年，是“七七”抗战七周年，晋绥边区文艺界发起“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活动。马烽根据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张初元劳武结合的事迹，创作了通俗故事《张初元的故事》，获散文类乙等奖（散文类无甲等獎）。这本小书虽然结构技巧还显粗糙，但内容真实，有很大的社会教育作用;语言通俗自然，地方色彩浓厚，适合一般读者阅读。边区机关报《抗战日报》在1944年9月20日的社论《“七七七”文艺奖公布以后》中特别提到马烽：“……此次获奖的作者中，有好些同志并不是专家，如写《转移》的孟繁彬同志和写《张初元的故事》的马烽同志，据说都仅仅上过小学，也并未专门研究过文艺，前者把他在冀中参加过的战斗生活写了出来，后者把他在工作中所搜集的张初元同志的材料写了出来，技术虽然粗糙，但内容逼真，仍不失为有意义的作品，这说明，只要自己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对题材有正确的认识和研究，一定可以创作出东西来的。”

马烽在60年的创作生涯中，曾经获得过许多奖励，而《张初元的故事》是他第一次获奖，因此，他特别珍视。对于一个刚刚尝试文艺创作的青年作者而言，能够获得当时边区最高层次的奖励，其激动与兴奋之情自然是难于言表的，是他根本就没有预料到的;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他已经叩开了文学的大门。正如他在九十年代写的回忆录《扎根吕梁山》中所说：“我写的那篇《张初元的故事》，这次也成为了获奖作品，这无疑对我是一个极大地鼓舞。这篇作品所以能够获奖，当时我的心里就很明白，主要原因有两条：其一是题材本身恰合时宜;其二是文字通俗易懂，符合当时倡导的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向。正因为如此，过了没多久，我就被调到《晋绥大众报》社去了。”

1944年秋天，晋绥边区的整风运动结束后，对机关工作人员作了一次大的调整。马烽由于《张初元的故事》获奖的缘故，被分配到《晋绥大众报》当编辑兼记者，以后又升任主编，并兼过《抗战日报》副刊编辑和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编辑。这次工作变动，既是马烽人生道路上的一次关键性变化，也是他文艺创作生涯的一次重要转折。

《晋绥大众报》是一份通俗性报纸，主要读者对象是农民和基层干部，跟农民的联系非常密切，拥有广大的农民读者和通讯员。因此，报纸上的文章力求通俗易懂，编辑们在语言文字上比较下工夫，常常为了稿件中的一两句话，反复推敲，多次修改。有时，就把稿件读给驻地的农民听，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编辑部除了日常工作和政治学习外，经常进行业务练兵，比如研究民间的文学艺术，搜集群众的日常语汇，调查农民的要求与接受能力等等。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无疑会提高马烽的学习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使他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不断增强，为文艺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马烽编报纸时，经常下乡采访。在与农民的交往和谈话时，农民爱给他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引起了他的注意，感覺到这是一个蕴藏丰富的文艺宝库，便有意地搜集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并且认真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其崭新的意义。他专门在《晋绥大众报》第四版开辟了“民间故事”专栏，陆续整理发表了一批作品，比如， 《尹鸡债》《积大米》《小气人遇上刻薄汉》《高秀才落榜》《天塌呀！》《三家斯靠》等。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工人出版社的编辑，打听到马烽曾经整理发表过不少民间故事，便约他编一本民间故事集。他从《晋绥大众报》等报刊发表的民间故事中，挑选出16篇，以其中《宝葫芦的秘密》一篇为书名，编成集子，于1950年10月出版。这本小书非常畅销，第一次印刷，数量就达50多万册，可见读者是极为喜欢阅读民间文学作品的。

这一时期马烽创作的突出成果，是跟西戎合作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

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晋绥边区涌现出了无数的民兵英雄。这些英雄们惊天动地的事迹，层出不穷地流传于群众当中。马烽、西戎耳闻目睹，深受感动，使他们产生了“谱以青史，亢声讴歌，弘扬后世”的强烈的创作“冲动”。正好，1945年春天，晋绥边区召开的第四届群英大会一结束，《晋绥大众报》编委会决定，由马烽和西戎挑选一些典型材料，编成连续故事在报上连载。于是，他们便多方搜集材料，采访受表彰的先进人物，讨论写作大纲，确定使用传统的章回体分头写作。从1945年6月5日开始，《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面世，每周一回，到次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共95回。故事中表现的自然环境，风俗习惯，人物的衣着、谈吐、感情、心理，都是十足的吕梁山味，人物与情节经过马烽、西戎的提炼，带上了传奇色彩，更具吸引力。

《吕梁英雄传》在报上一面世，马上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许多识字人把阅读《吕梁英雄传》当作重要的事情，不识字的就围坐在一起请识字的人朗读。故事中的英雄雷石柱、孟二楞，武工队员武得民等，成为晋绥边区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人物。马烽自己的切身体会更深，他后来回忆说，在《晋绥大众报》连载《吕梁英雄传》时，有一回他到兴县界河口采访，村公所文书看了介绍信，知道了他是《吕梁英雄传》的作者之一，对他特别热情，并告诉了村民们。晚上，许多男女老少涌到村公所，再三要求马烽讲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的故事。他被群众的热切愿望所感动，只好现编现讲;讲了一段不行，再讲一段还不行，一直讲到鸡叫，故事里把敌人“挤”走，大家才算满意了。

《吕梁英雄传》能产生如此大的反响，其原因正像当时延安《解放日报》解清的评介文章所概括的：“是因为它所写的晋绥人民杀敌保家的事情，都是当地老百姓熟悉的事情。‘七七’以后，晋绥军仓皇溃退，吕梁山脉桦林山康家寨沦入敌手，无辜人民遭敌烧杀、抢掠。一直到120师东进，组织民兵，反掉‘维持’，实行劳武结合，战胜敌人的‘扫荡’和破坏，而创立了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晋绥人民都是亲身参加，亲身体验过的，他们不仅从书里看到自己走过了怎样艰苦、崎岖、危险的道路，经历了如何惊心动魄的残酷复杂的斗争，而且从书里认识了自己，肯定了自己，也教育了自己。”

1946年，马烽、西戎整理了前37回，由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上册），延安的《解放日报》摘录转载，反响良好。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跟国民党和谈时，又将此书带到重庆，在《新华日报》上连载。这是解放区传到国统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文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的好评。

《吕梁英雄传》在《晋绥大众报》连载时，马烽跟西戎无法集中时间、集中精力一气呵成，故事中出现漏洞，人物活动有时矛盾，文字显得粗疏不整等缺憾就是在所难免的了。据马烽后来回忆，有一次他去采访，西戎写到敌人来“扫荡”，一位老太太藏到山药蛋窖里，被敌人用手榴弹炸死了;到他写以后的故事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结局，又写了那位老太太提上鸡蛋慰劳八路军去了。发表出去，被一些细心的读者发现，给他们来信指出这个细节的矛盾，他们才知道，作了修改。

对于读者的每一封来信，他们都要认真阅读，妥善保管。1985年马烽在整理旧稿时，还从一本旧笔记本里翻出了好几封40多年前读者关于《吕梁英雄传》的来信。对于专家和文友们提出的每一个建议，马烽和西戎更是反复思考，能采纳的尽量采纳;不能采纳的，也要分析研究。连载完以后，他们把各方面的意见作了归类，准备作全面修改时，恰逢根据地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他们都被抽调去作工作队队员，修改的事只能暂时搁置。到1949年初土改结束后，他们才集中了一段时间对全书进行通盘校阅、修改，将95回压缩为80回，由北京的新华书店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发行。

新中国成立后，《吕梁英雄传》先后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通俗读物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数次重印，并且被翻译成日文、俄文、朝鲜文、匈牙利文、罗马尼亚文、波兰文等外文，在国外出版发行。1951年日本学者三好一先生在《吕梁英雄传》翻译后记里写道：“我在读这部作品时，便想到一定要尽快让日本国民读到这本书，理由之一，是想让日本的同志们再一次认真地反省一下我们日本军过去在中国究竟干了些什么事？再者，是想让日本的同志们知道中国人民过去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做了如何英勇的斗争，过去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以及现在我们日本人民在亚洲所处的境地——翻译着这部作品时，我也深深地思考着这些问题。”作为一个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痛苦的日本民族的一员，能够选择表现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吕梁英雄传》，翻译给日本人民进行反省，可以看出三好一先生的勇气，也说明了《吕梁英雄传》的价值和影响。

“文革”结束后，马烽和西戎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又集中一段时间对全书作了校阅、修改，于1977年底重新出版。以后，隔几年印刷一次。

正如马烽、西戎在《吕梁英雄传·后记》中所说，当时，他们并没有计划要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因而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在全书的结构上，在故事的发展上，都存在一些缺陷。但是，尽管如此，《吕梁英雄传》仍然堪称全民抗战的一部不朽的史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解放区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的思想意义在于：第一，形象地反映了人民大众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功绩;第二，真实地描述了人民大众觉醒的过程;第三，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用。

在创作《吕梁英雄传》并完成《晋绥大众报》编辑工作的同时，马烽还写过一些短篇小说、散文、时事评论等文字。小说主要有《追队》 《毛主席的相片》 《一个雷雨的夜里》等。这些小说的思想内容，大多是反映当时农民的思想变革和农村的阶级斗争。例如《追队》，是通过长工田栓栓坚决要求参军，为解放全中国尽力的故事，表现了解放区农民的觉醒和人民军队来自人民的主题。《一个雷雨的夜里》，则是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雷雨夜里地主与农民积极分子之间的斗争故事，由此来说明根据地农村的阶级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农民绝不可以掉以轻心。但是，在艺术性上，这几篇小说仍显得稚嫩和粗糙，还属于马烽的试笔之作。

散文主要有《汾平沿途见闻》《忆王震将军》等。其中，《汾平沿途见闻》是马烽去汾阳平川采访时写下的。作为他的第一篇较有分量的散文，结构形式、表现内容、语言文字、叙事抒情，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记载了解放区人民群众的崭新生活，抒发了马烽自己喜悦的心情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希望;同时，马烽首次尝试了抒情与记叙相糅合的散文创作方法，展示了他散文创作的才能。

散文在各类文学体裁中，一向不被初学写作的人看重，他们认为，只有小说或诗歌才是真正的文学。而马烽并不这样认为，他在回忆录中谈到，那时自己就觉得写散文更能看出一位作者的文学素养，写作一篇优秀的散文，并不比创作一篇小说容易;要想写得好，必须把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对艺术的体味，融会贯通于一炉;否则，就会平淡如水，毫无意义。散文写得好的作家，小说和诗歌也写得好;而会写小说和诗歌的作家，不一定能写出优美的散文来。马烽一生中写过不少散文，基本上都是采用以叙事为主，兼以议论和抒情。

1947年春，晋绥根据地全面展开土地改革运动，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下乡，马烽是其中一员，被分配到崞县（今原平县）大牛堡村工作组。后来又调到土改工作团做随团记者。他结合工作实际，为报纸写了40多篇通讯报道、新闻特写和时事漫谈，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农村土改运动的进展过程;同时，他积累到许多素材，勤奋笔耕，创作出了《谁可恶》《贾善人》《祈雨》《金宝娘》等小说和 《送夫参军小唱》《婚姻要自由》等鼓词、秧歌剧一类演唱作品。这些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设置、叙述语言使用诸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长进。

这期间，马烽写出了第一篇创作谈文章《漫谈学习群众语言》，其中一段话说：“学习群众语言，了解群众语言，这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一个大众化文艺工作者起码的条件。学习群众语言的目的，就是要用群众自己的语言，写群众自己的事情，给群众看。”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都没有改变这样的观点。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马烽用笔名孔华联，在1948年8月間的《晋绥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群众路线的点滴经验》的文章。这篇文章以大量的土改中的生动事例，论述了三个问题：一、执行党的政策必须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二、要善于把群众意见引导提高到党的政策水平上;三、有丝毫个人成分、邪思杂念，群众路线就不能正确地贯彻。这是属于工作研究性质的文章，但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作为作家的马烽，在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如何十分注意深入探讨与研究生活，对于他在创作中坚持现实主义方法，有着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