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孟加拉之夜
作者 范晶晶
发表于 2023年10月

伊利亚德是宗教研究领域的巨擘,阅读他的《神圣与世俗》《神圣的存在》《永恒回归的神话》等著作,往往会震撼于其渊博的学识与诗性的想象力。他同时是一位作家,留学印度时与导师的女儿弥勒薏(Maitreyi,意为“慈爱”)有过刻骨铭心的情缘,并将这段往事写成了半自传体小说。小说女主角的原型弥勒薏是《家庭中的泰戈尔》一书的作者梅特丽娜·黛维夫人(梅特丽娜与弥勒薏是同一人名的不同音译)。她是印度现当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热心公益事业,促进妇女解放,多次赴海外讲学,著作包括四卷孟加拉语诗集、八部关于泰戈尔的论著、四部关于旅行与社会改革的论述,还编选了三种泰戈尔、甘地与孟加拉世俗作家的文集。一次讲座上,晏可佳教授生动地介绍了季羡林先生翻译《家庭中的泰戈尔》时的几番波折,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虽然大学本科时就读过这本书,还抄录了不少段落,但那时只停留在“好读书,不求甚解”的阶段,遑论知人论世。晏教授的讲座似是一根细线,将之前遗落各处的珠子串联起来。于是,一个个清冷的冬日,在完成日常的学术工作之后,我一头扎进了二十世纪的孟加拉。

一九二八年,在一位印度土邦王公的资助下,伊利亚德来到加尔各答学习梵语与印度哲学,导师是达斯古普塔(Surendranath Dasgupta),剑桥大学出版社五卷本《印度哲学史》的主编、蜚声海内外的印度哲学史家。达斯古普塔对伊利亚德极为赏识,安排他住进了自己家里,与长女弥勒薏一起学习梵语、编订图书目录。一个是来自欧洲的前途无量的弟子,一个是自己精心培养的少女诗人—十六岁时发表第一部孟加拉语诗集,由泰戈尔作序,二人成了达斯古普塔的骄傲。尽管旁人有些非议,但达斯古普塔毫不介意这对少男少女的密切交往,甚至主动提出由弥勒薏教伊利亚德孟加拉语、伊利亚德教弥勒薏法语。虽然弥勒薏一直都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种姓制度的强大与二人之间深刻的鸿沟,伊利亚德却坚信导师定会同意将女儿嫁给自己。当达斯古普塔终于发现两人的情愫,立刻毫不留情地将伊利亚德赶出家门,并让他承诺不再与弥勒薏有任何瓜葛。

事情至此,本来只是世上无数爱情悲剧中的一桩。然而,伊利亞德毕竟是天才的作家与学者。在喜马拉雅山上苦修一段时间、疗愈心伤后,他将这段经历写成小说《弥勒薏》。起初,小说是用罗马尼亚语写就,出版于一九三三年,之后的二十余年间陆续被翻译成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影响力最大的法语版将小说题名改为《孟加拉之夜》(La Nuit Bengali )。若仅是这样,可能也只算是学界文坛的一件风流韵事。传奇的是,当弥勒薏辗转听到这部小说的内容,惊怒交加,毅然决定去芝加哥与伊利亚德面谈,二人达成和解并商定:在两人的有生之年,不能出版小说的英译版。之后,弥勒薏又提笔写出了自己的故事版本,即一九七四年出版的孟加拉语版《永不消逝》(Na Hanyate )。这部小说于一九七六年获得印度文学院奖。同年,弥勒薏推出英文版(I t Does Not Die )。两人分别于一九八六年、一九九0年离世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一九九三年出版英译《孟加拉之夜》(Bengal Night s ),并于一九九四年推出英文双子版的《孟加拉之夜》与《永不消逝》。至此,延绵半个多世纪的一段情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这是一场旗鼓相当的爱情,经由文字获得了不朽。在文学史上,书写爱情的往往是男性,女性是沉默的、被消声的。《莺莺传》如是,《洛丽塔》亦如是。正如《阁楼上的疯女人》的两位作者所言,笔是阴茎的隐喻。在传统社会中,胆敢握笔的女性是胆大妄为、无可救药的冒犯者。不少评论者都观察到:伊利亚德与弥勒薏之间不仅是男女关系,还叠加着欧洲与印度、西方与东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等各种关系的阴影。由此,弥勒薏的书写就显得尤为重要。她不满于成为伊利亚德笔下异域的奇情女子、欲望的符号,勇敢地写出自己的故事,既控诉了父权(夫权)、种姓制对女性的压迫,也反抗了欧洲对印度的刻板想象。求真、寻美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主旨所在,背后是弥勒薏的两位精神导师泰戈尔与甘地的影子。

与伊利亚德的小说原题“弥勒薏”相比,法译书名“孟加拉之夜”承载了太多的东方想象,无怪乎最为畅销。当然,这一改名并非无据可依。小说的高潮部分正是女主角弥勒薏夜间溜进男主角阿兰(作者本人在小说中的化名)的房间,实现灵与肉的结合。由于我阅读的英译版也沿用了法译书名,下文就以《孟加拉之夜》指称这部小说。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基于对印度宗教的深刻体认,伊利亚德才建构起自己独特的宗教研究体系,在论述中也经常援引印度的宗教现象为例,并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同情。但在《孟加拉之夜》里,或是羞于承认赴印度是为了拜师学艺,或是迎合当时欧洲对印度的想象,他将阿兰的身份设定成铁路工程师,承担着为印度送去先进文明的使命。这样一个关键的角色变化,给小说带来了一系列逻辑无法自洽的问题,导致人物扁平化、行为方式莫名其妙。小说中,弥勒薏的父亲对阿兰青眼有加,目的竟然是收养他,以便在他回国时能一起移民欧洲。发现阿兰与女儿的私情之后,父亲勃然大怒,谴责他们破坏了自己的计划,坚决棒打鸳鸯,甚至逼疯了女儿。这就让人很费解。阿兰此时已有二十三岁,作为养子显然年龄太大。成为女婿,反而能更好地实现移民的目的。由于人物行为不合常理,弥勒薏的父亲就成了彻头彻尾的暴君,一手促成了家庭悲剧—家族名声扫地,一个女儿自杀,一个女儿发疯。

在弥勒薏的小说中,女主角阿姆丽达(作者本人在小说中的化名,Amrita,意为“不朽、甘露”)得知男主角米尔恰以二人经历为原型写作的小说内容后,大为惊骇,认为不仅不真实、耽于幻想,而且过于色情,描写的是欲望(lus t)而不是爱(love),因此致力于写出一个还原真相的版本。孟加拉语版小说的标题Na Hanyate 来源于梵语,取自《薄伽梵歌》:

它无生,恒常,永久,原始;

当肉体被消灭时,它永不消逝。

米尔恰曾向阿姆丽达诉说过倾慕她的灵魂,二人最后见面时米尔恰吟诵的也正是《薄伽梵歌》中的这首颂诗。在献辞页,弥勒薏将小说作为祭品敬献给大时神庙。这大概也是对自己终身景仰的导师泰戈尔的一种致敬: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标题意为献给神的颂歌。《永不消逝》的叙事也被嵌入大时神的神力运作之下。大时神即Mahākāla,印度教三相神中主司毁灭之神湿婆的别号,在佛教文献中被译为大黑天(kāla兼具“时间”与“黑色”之义)。阿姆丽达少女时代曾写过一首诗:

留在身后的时间忽而向前

…………

每一刹那,从空无的海洋中都有物成形,

落向无岸之岸。

逝去的可能回归,陈旧的或能更新,过去与现在的界限崩塌了。阿姆丽达的身体被禁锢于现实,意识却进入了无限的时间。正是在这样一种流动的时间里,她以意识流式的叙事穿梭于现在与过往之间。在过去与现在的重影中,阿姆丽达看到米尔恰正坐在餐椅上,将咖啡杯放在桌子上:

热腾腾的咖啡上升起蒸汽,

润湿了你眼镜的黑边;

那个清晨,还在无垠之蓝的某处等待。

二人共读《沙恭达罗》是两部小说都描述过的一个浪漫场景,在小说中的地位类似于《红楼梦》中宝黛二人共读《西厢记》。伊利亚德采取了其中爱欲与赎罪的主题来建构小说叙事。这也是当时欧洲的东方学家对《沙恭达罗》的普遍评价,并影响到印度本土知识分子对这部经典梵剧的理解。当两人坐在垫子上听高度近视的老师评点《沙恭达罗》时,阿兰一个字也没听进去,而是悄悄地抚摩弥勒薏的手、亲吻她的头发。弥勒薏向阿兰讲解迦梨陀娑每一句诗颂里的情爱细节,以对应二人秘密的爱恋。在那些幽會的夜里,也是弥勒薏占据主导地位。她犹如爱欲的化身,引导阿兰享受鱼水之欢。与此同时,弥勒薏又常常发问:他们这样是否在犯罪?在这样一种爱与罪的纠缠中,阿兰怀疑弥勒薏是否有意勾引自己,二人之间并非爱情,而是魅惑。他还疑心弥勒薏行为不检、可能有别的情人,甚至到了荡妇羞辱的程度。小说末尾果然给弥勒薏安排了这样一种结局:她将自己随便委身于一个水果小贩,生下私生子;原本是想以此自甘堕落、辱没门楣的方式让父亲放弃自己,从而能与阿兰厮守,但并未如愿。这段无疾而终的爱恋最终因阿兰被赶出家门后的自虐、在喜马拉雅山上的苦修才得以升华。对应的是梵剧中沙恭达罗通过净修林里的数年苦行,涤尽身上爱欲的罪愆,加上子嗣的加持,才能与丈夫团圆。弥勒薏与阿兰的故事却以无可避免的分离收场。

难怪弥勒薏听到小说情节后勃然大怒,决心写出真实的过往。她在记忆里搜寻真相,往事一幕幕浮现。事隔四十余年,当阿姆丽达接到米尔恰学生的电话,她夜不成寐,想起《沙恭达罗》中的一段话:

看到美丽的东西,听到甜蜜的乐声,

连幸福愉快的人也会渴望又激动。

他心里现在回想到以前没有想到的

前生的坚贞不渝的爱情。

她回忆起的都是情窦初开的少女怦然心动的时刻。从和平乡返回加尔各答的火车上,二人曾四目相对,阿姆丽达立刻体会到泰戈尔诗中所吟咏的分离中的合一、相会时的渴望与惆怅,甚至能够闻到想象中的米尔恰项上花环的香气—在古代印度的选婿大典上,少女会为心仪的爱人戴上花环,表达倾慕。她每天无数次地去查看门口的信箱,只为路过米尔恰的房间,期待他能看到自己的身影,或许还能说上一两句话。这种陷入爱河时的小儿女情态,在《孟加拉之夜》中是看不到的。《孟加拉之夜》中的阿兰也有不少纠结的心绪,但令他左右摇摆的主要是作为白人该不该爱上一个印度女子,患得患失,表现得万分拧巴。

阿姆丽达对感情的体认深受梵语诗人迦梨陀娑的影响。她在小说中自陈:像她家那样的中产阶级家庭,对爱情与性事是避而不谈的。在母亲片言只语的教导下,她或许能够识别那些想猥亵她的亲友,但少女情怀萌动的时刻,是迦梨陀娑充当了爱情导师的角色。在为米尔恰盛装打扮时,她想到的是《云使》中的诗句:

那里的女郎手握秋莲,发间斜插冬茉莉,

面容与春季的罗陀花相衬,更添娇艳,

发上有鲜花古罗波,耳旁有夜合花逞美丽,

你所催开的迦昙波花正在发上中分线。

还要女伴为自己找来莲花,才算是完成了装扮。夜晚枯坐于楼上的闺房,想着住在楼下的米尔恰,她常常感到痛苦的思慕。一想到二人可能会天各一方,更是陷入难以想象的无尽黑暗。这时她以念诵《云使》排遣愁绪,与那位药叉一样,在“离思”(viraha)中梦想重逢的天堂。

伊利亚德与弥勒薏的情缘始于一九三0年,两人分别是二十三岁与十六岁,都正值少艾慕色的美好年华。被迫分开后,他们都度过了重建身心的艰难时期。不到三年,伊利亚德写作《弥勒薏》,将这段岁月封存于文字,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弥勒薏》获得的巨大成功,与其说仅归功于小说本身,不如说是借力于印度异域题材在欧洲的流行。早在一九二四年,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就已风靡整个欧洲。伊利亚德的写作也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这类小说的一些套路。例如将主人公设定为赴印度的铁路工程师,阿兰在日记里写道:“这里蔓草丛生,人们残忍又无知。我想发掘这些人的美学与伦理生活,每天都收集趣闻、拍摄相片、绘制系谱图。”多么典型的东方主义叙事!得知在孟加拉精英圈小有名气的少女诗人弥勒薏要做一场关于“美的本质”的演讲,阿兰发出感慨:“我绝想不到这孩子能解析这么严肃的问题。”即便是对倾心仰慕的女子,殖民者的傲慢依然无处不在。在《永不消逝》中,最后一次见面时,弥勒薏对米尔恰提出抗议:“看看你在书中描述的我的样子,我看不出一点我的影子。这不是我。”米尔恰解释道:“幻想,幻想。我想把你塑造成一个神秘的存在,一位女神,比如说迦利女神。”米尔恰的回答对应了《孟加拉之夜》中阿兰对弥勒薏的评价:“我多么热爱这些印度人,甚至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们所有人都在自身存在的暗处培养了一种完全无法洞穿的历史与神话。对我来说,他们是多么深不可测、复杂难懂。”神秘的印度、轻佻多情而不可捉摸的异域女子,伊利亚德牢牢把握住了畅销书的密码。《永不消逝》里米尔恰的弟子塞巴斯蒂安曾坦承:他正是通过《弥勒薏》这部小说来了解印度的。

相较而言,弥勒薏的小说《永不消逝》出版于四十余年之后。经过岁月的沉淀,情感愈加醇厚,视野也更为开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加尔各答,群英荟萃。常来弥勒薏家中做客的既有本土精英如甘地,也有后来享誉西方的印度学家如图齐。在小圈子之外,民族独立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孟加拉之夜》对这些并无着墨,集中于描写二人的情爱。《永不消逝》却看似闲笔式地交代了社会大环境,阿姆丽达不无反讽地评论:精英阶层根本不相信,或者说不愿意看到,英国人被赶出印度。走过人生的悲欢离合,弥勒薏能更深刻地反思当年二人悲剧的根由。种姓制度的偏见、父权与夫权的专制,让她无路可逃。小说中,当妹妹无意间说出阿姆丽达与米尔恰的秘密恋情,母亲在了解阿姆丽达的心意之后,有意成全二人。父亲却坚决要将女儿嫁给相同种姓的印度人,母亲只好违背对女儿的承诺,屈从于丈夫的意志。尽管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安贝卡的领导下,成千的印度民众已见证了焚烧《摩奴法论》的历史事件,但《摩奴法论》所规定的“爱的律法”,依然禁锢着无数人的人生。正如阿兰达蒂在《微物之神》中所言,它规定了“谁应该被爱,如何被爱,以及得到多少爱”。

《永不消逝》不仅描述了阿姆丽达與米尔恰的悲剧恋情,还交代了之后阿姆丽达父母的婚姻失败,从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讨论印度的父权与夫权。米尔恰住在阿姆丽达家的那段日子,仿佛伊甸园般的时光。彼时母亲三十二岁,是美丽能干的家庭主妇,热情接待丈夫的同事、弟子、亲友,将家事打理得井井有条。阿姆丽达将母亲比作罗陀(Rādhā ),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侍奉她唯一的神——丈夫,时刻满足他的需求,取悦于他。米尔恰被赶出家门以后,这个家开始分崩离析,不再高朋满座,寄居的亲戚也纷纷散去。不久之后,父亲嫌弃身为传统女性的妻子没有文化,有了外遇,与一位女博士走到了一起。一九四一年,父亲抛下虔诚的妻子与六个孩子,离家出走。阿姆丽达感慨:“我们漂浮于诗歌与哲学桂冠上的美好家庭,在现实世界凹凸不平的岩石上撞得粉碎。”小说交代了一个细节:当阿姆丽达在火车上痛哭流涕时,父亲没有丝毫反应。阿姆丽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些事情上,父亲就是一个什么也不会的孩子。他被照顾得太好,事事有人代劳,甚至从未亲自倒过一杯水。这样一位父亲,当然没有无私爱人的能力,更无法共情家人的痛苦。只有他的愿望才需要被满足,其他人都不值一提。在这个正统的印度教家庭,妻子纵容了专制的丈夫,间接伤害了无辜的女儿,却也难逃被遗弃的命运。

米尔恰离开之后的第四年,家里将阿姆丽达嫁给未曾谋面、年长十四岁的丈夫。在制造了一对悲情恋人、一对怨偶夫妻之后,或许是不忍心摧毁所有的美好,造物主好心地给阿姆丽达安排了一位模范丈夫。虽是盲婚哑嫁,二人之间并无多少共同语言——与世间大多数夫妻类似,一天的交谈不超过七八句话——但丈夫性格温和、随遇而安、富有同情心,给了阿姆丽达最大程度的尊重与信任。新婚不久,阿姆丽达拜访泰戈尔,诗人开导她:“我希望无论你的命运如何,你都会变得比它更强大。……如果你能筑起一个美好的爱巢——家中人人安乐——我答应你,我会去你的乐园做客。”当阿姆丽达随夫迁居到大吉岭附近的茶叶种植园,那个曾在米尔恰面前意气风发地自诩为“哲人”、立志欣赏并书写世间美好的少女诗人不见了。她感觉自己成了被流放的深闺怨妇,时时忍受孤独的吞噬,于是给泰戈尔写信。诗人也果然履行了诺言,在逝世前的三年间,不顾路途险阻,四次造访阿姆丽达,并在她家小住。泰戈尔告诉她工作是最好的伙伴,鼓励她与种植园里的五六千苦力、工人交朋友,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由此,阿姆丽达“找到了寻求解脱的新方法”。她认为这三年才是充实的三年,而在林间居住的其他十九年不过是单调的重复罢了。这三年的经历,弥勒薏写进了《家庭中的泰戈尔》。对阿姆丽达来说,诗人的离世,意味着青年时代的结束。

当一对恋人于一九三0年被迫分离时,泰戈尔正在欧洲旅行。他返回印度后,阿姆丽达寄去了一封倾诉痛苦的信件。诗人回信安慰:

生活的圆满不在于忘记痛苦,而是日复一日将悲伤转化为理解,将残酷转化为温柔,将酸楚转化为甜蜜。我认为对你来说这不无可能,因为你有想象力,想象力就是创造力。不要将自己弃置于命运之手。你将会创造自己的命运。

可以说,这段话完美地诠释了《永不消逝》这部小说的精神内涵。书中数次提到:博学与知识不一定能让人变得完善。抛妻弃子的专制父亲就经常被泰戈尔戏称为“博学的山羊”,阿姆丽达也曾疑心米尔恰是为了追求哲学才遁入山林、与自己完全断绝联系。想象力则是诗人的特权。弥勒薏也曾是天才焕发的少年诗人,后来历经生活的磨炼,又有数年亲侍泰戈尔身旁。她于暮年写成的《永不消逝》,比起伊利亚德的年少之作《孟加拉之夜》,褪去了青涩,多了温柔与坚定。

最后在芝加哥重逢时,曾经的少年男女都已白发苍苍。一个是功成名就的宗教史家,一个是热心公益事业的作家,但往事依旧无法释怀。阿姆丽达质问米尔恰为何多年间从不回复自己的信件。这时,米尔恰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偶尔多疑、嫉妒、鲁莽的小伙子,尽管还保留着一些调皮的赤子心性,但终究是熬过了岁月的大学者,他沉吟答道:

我将你安置于时空之外……

有那么多美丽的事物——须弥山、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你能得到它们吗?我们知道它们属于我们,但你能占有它们吗?然而那并不是遗忘。它们依然像是一个人隐秘宇宙最深处捕捉到的最美的梦。

本文刊登于《读书》2023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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