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这样谈论民国政治：“人人在鞠躬尽瘁为国捐躯带病办公，人人皮包里公文中夹杂一张医生验症书，等待相当时机，人人将此病症书招示记者，赶夜车来沪进沪西上海疗养院‘养疴’去。疗养院的外国医生哪里知道，那早经传染的脏腑及富于微菌的尿道，是他们政治上斗争的武器及失败后撒娇的仙方。”这不是孟浪的调侃，而是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与为官策略，尤其到了王朝末期，“带病”坚持工作的要员尤多。光绪三十三年（一九0七，农历丁未年）是晚清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新政、立宪、革命交织，上年官制改革带来的部门裁并，此年丁未政争引发的人事更替，让本来就命运多舛的满汉官员前途未卜，不免惶恐躁动，政局动荡，内政外交局势变得极为严峻。多事之秋的清王朝中央重臣、地方督抚要员乃至最高统治者少见奋发图强者，反而是“集体病倒”，形形色色的症状绘就了光绪朝晚期政治生态的怪象图景。

一、地方督抚的政治病

清末时谚称“京外总督三个半”，“三”指的是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半”指端方。翻阅档案，这些治世能臣以“生病”为由请假呈常态，自然并非真病，尤其是袁世凯正值年富力强，抱有政治野心，对外宣称的病症显然是托词，丁未年其病情尤其“严重”。此年五月安徽巡抚恩铭被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的皖案发生后，袁世凯对外称精神日颓，服药无大效，非静养不可。袁无心政治的很大原因是在上一年官制改革中八项兼差被除、四镇兵权被夺，他心情不佳，终日不下楼。身处乱世，养疴是避难的借口——“今日时局，无一处能尽职，无一处是乐土，更无所用其趋避，能退最佳，否则无处非抱愧冒险”（《聂强恕致止庵先生函》，中国历史研究院藏《瞿鸿禨朋僚书牍》第二十函），这大致反映了清末政治生活的全貌，为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苟且敷衍、模棱了事。

此年六月，袁世凯针对立宪、满汉、军事等朝政上建言十策，行文用词激烈，文中多处指摘政敌，打压异己军机大臣瞿鸿禨、陆军部铁良的倾向十分明显，欲重夺兵权。奏章酝酿已久，撰稿时袁对外称，衰病如此，无可顾惜，似乎身体原因让其无可牵挂，多少有些破釜沉舟的意味。七月，袁世凯被召入京陛见，这是自上年兵权被掠后重沐雨露的契机，但其亦以病推托，称体气尚亏，每至下午头眩心跳等症仍发作。其实是不愿贸然入京，担心时局有变。进京后，清廷任命袁为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他又上折称病，请求收回成命。按照惯例，督抚请病一个月即系离任信号，袁世凯多次以病请假，似乎做好了随时退出的准备。

与袁世凯同等心态的人大有人在，此年一同入枢的还有任职湖广多年的老臣张之洞，亦以“病”为托词，迁延游移，不愿骤然履任。当收到陛见的廷寄，即致电军机处，称近年多病，精力渐衰，心血虚耗，夜则怔忡不寐，日则舌干气促，步履艰滞，正在抓紧调理。即便踏上了赴京列车，途中仍致电军机处，强调病体未能调治，诸症均未见愈，这些对于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来说是常见的症状，或许不能称作病，而是生理与精神常态。幕府人员则有不同的记述，年已古稀的张之洞喜欢挑灯夜读，深夜处理公务，精气神十足。揆诸史实，入枢为张之洞心志所在，但以病为由，推迟入京，原因在于“时方竞争，北上万非所宜”“愿仍留鄂”（《端方致袁世凯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日，端方档案）。此年发生的丁未政潮，政局激荡，官员多求自保，张之洞难免有所顾忌。政局中人喊着尽忠的口号，私下则都开了几张“病症书”，作为政争的武器与退出的妙招。

有此“政治病”的官员不在少数，掌管南洋财赋之区的两江总督端方此年也“病了”。盟友袁世凯询问其病情的同时，以己例告诫，即使生病，“但能支持亦不敢萌退志”，期望简放到边缘省份（《袁世凯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端方档案），似要远离政治旋涡，言语中多无奈，官不得不为，又无可作为。事实上，端方精力旺盛，一直寻求与北洋联合，于清末新政多有创举，但对外亦以病相称，病症反而成了缓解为官之痛的药方。

丁未年清朝官员多病，时常以此搪塞政务，显然不是真病，多是观望时局、借故推托的政治病，真正生病之人寥寥。诸如两广总督岑春煊算是真病，患了严重的痔疮，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尚属顽疾，寝食俱废，几欲晕脱，在上海请西医做了手术，看来的确病得不轻，但同僚却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