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春日的一天，曾因战争文学而暴得大名的火野苇平收到了一通来自总理大臣的挂号公文。公文判定，“根据昭和二十二年敕令第一号”（即“ポツダム宣言の受諾に伴い發する命令に関する件に基く公職に関する就職禁止退職等に関する勅令”），认定火野“符合该令第四条的备忘录”规定之条件，并认为其作品“强调日本民族的优越感，肯定了战争，特别是太平洋战争，致力于高扬战意，其影响既广且大。基于以上原因，不得不认定该人是迎合军国主义，并协助了其宣传者”（火野葦平運営委員会編：《火野葦平展》，北九州教育委員会一九九四年版）。结果是，火野被暂定为因战争责任问题而将被开除公职的作家之一。

作为对此严峻事态之应对，就像其他所有涉事者一样，这位芥川奖得主也开始为脱罪而积极奔走、运动。在一九四八年四月致内阁总理大臣芦田均的“异议申述书”中，他以近万字的长文力陈其无罪立场，并向“中央公职适否审查委员会”寄呈了包括被审查方揪住的《向战友倾诉》《广东进军抄》和《陆军》在内的、一九三一年以降个人著书三十册备考，声称“自日华事变前至今，我作为作家的品格”皆历然其间。在这份围绕个人著述展开的自辩中，三本问题作自不待言，曾合计出版三百余万部、让其在战时名利双收的“士兵三部曲”自然也是绕不过去的。

火野称：“‘士兵三部曲’由英国人路易斯·布什译为英文（也曾由现劳动大臣夫人、议员加藤静枝在纽约口译出版）并流布于英美，彼方也出现了赛珍珠等撰写的诸多批评文字，他们都认为我的所有作品都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写作的。这些作品若有军国主义色彩，是不可能见容于民主主义国家的。”（山岸郁子：《火野葦平の公職追放仮指定に対する“異議申立書”と“証言”》，《語文》第一三六号，二0一0年）引文括号中出现的加藤静枝曾嫁与石本惠吉男爵，一九一九年，二十二岁的她追随丈夫赴美，故而在一九三九年五月纽约版的英译本中，出现了“石本静枝男爵夫人”的译者署名。一九四四年与石本惠吉离婚后的静枝嫁给了一九四八年成为芦田均内阁劳动大臣的加藤勘十，改名为“加藤静枝”。在一九四六年四月的众议院议员选举中，静枝接受了GHQ（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英文简称）的邀请，作为日本社会党党员以最高票当选，与同时当选的丈夫一起进入政界。火野在自辩中祭出“火野—静枝—加藤—芦田”这一关系链条，不无将个人的罪责与盟军治下的日本政界要人之声誉关联一处的算计，其自辩非但有着清晰的对话对象和目的指向，更隐含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甚至拉人下水的弦外机锋。

待罪上陈自然旨在喊屈鸣冤，但心中块垒总也要寻处浇灭。身为作家，如此难得的素材岂能错失，于是便有了述说革职前后人事际遇以及个人复杂心境的中篇小说《被革职者》（《追放者》）。一九五0年十月十三日，火野的革职处分甫一解除，《改造》同年十二月号旋即刊出了该作，翌年一月创元社又跟进出版了同题小说集。作者骨鲠在喉的倾诉欲以及战后文学市场对这位话题作家之期许都足见一斑。在这部以实名躬身入局的作品之后记中，火野苇平有一段颇显纠结的表述：“我确信自己知道了一些之前不知之事，也管窥到了些黑幕中的东西。……便毫不隐瞒地写出了《被革职者》。……关于这部作品，讨论原型问题这类话题就有些不近人情了，因为我所写的并不是报告文学，而是小说。”（火野葦平：“後書”，《追放者》，創元社一九五一年版）既已“毫不隐瞒”，又何必自称“小说”而非“报告文学”，忸怩之外颇有些言不由衷。而欲揭黑幕，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具体的人事关系，为此火野也颇费了一番心机。作品中，与火野相善的人物皆以实名登场，而以化名入戏者则被塑造为两种丑角类型——他们或是在革职运动前后不断调整个人言论立场以迎合战后“民主主义”的“变色龙”，或是在火野落难时落井下石或袖手旁观者——并以“人性”之名对其做出了文学报复。当然，作品也并未回避战时战后毁誉参半的“士兵三部曲”，两位英译者也分别以路易斯·布什之实名和“滨崎たか子女士”之化名被作者带着鲜明的“敌友观念”进行了褒贬。而由前述自辩不难推知，滨崎即是现实中“现劳动大臣夫人、议员加藤静枝”。

“女士在美国时，曾将我的《麦与士兵》译为英文并在纽约出版。当时她还是某位外交官的男爵的夫人，后来离开了那个人，我去见时她已是滨崎国务大臣夫人。”（《被革职者》）而当火野为脱罪求见夫人并寻求其证言时，却遭对方严词拒绝。滨崎表示：“我与负责革职工作的事务局也关系密切，但若轻易出手，就会引发严重的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