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哈里·哈鲁图尼恩（Har ry Harootunian）在其著作《历史的忧虑：现代性、文化惯例与日常生活中的问题》（Hi s tory' sD i s q u i e t ：Mo n d e r n i t y，C u l t u r a lPract ice ， 李欧梵译为《历史的不安》）中回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战间期”（一九一八至一九四0）。他着重聚焦于距今百年前工业化快速发展、大众媒体深入普及、上班族激增以及广义上的民本主义与国家主义并行发展的社会状态，将“日常性”定义为时间整合的最小单位或最低限度（minimalunity），梳理了其在西方与日本是如何被概念化和理论化的。在此基础上，他重审了全球各地的现代化问题与现代性经验。

哈鲁图尼恩所谓的“日常生活”伴随着无可避免的忧虑。这种忧虑源于资本主义的冲击、消费文化的兴起与帝国主义的发展，这些都导致了现时与过去、生命节律与抽象标准时间之间的断裂（di s rupt ions）及社会中的不平等。他引用战前唯物主义哲学家户坂润的理论，解释“日常性的当下”为：具有现实/ 現实情况（actuality）的明证的力量，能实现那些尚未履行的承诺，同时也能够揭示其消极性所隐藏的批判与新生的可能性。

哈鲁图尼恩主张，“日常性”作为一个研究概念，相较于形而上的文化形态论和传统的区域研究、文化研究， 更具有反思性、批判性和实效性。这种问题意识首先体现在他为该书日文译本《歴史の不穏》所撰写的卷首语《时间、经验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写给日本读者》（《時間、経験、そしてファシズムの亡霊―日本の読者にあてて》）中。

以“日常性”取代“文化特殊性”：“超克”资本主义社会的法西斯幽灵隐忧

在战间期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与城市工业化进程中，时间作为一种可度量的价值表现形式，被资本化以用于榨取剩余劳动。哈鲁图尼恩关注了思想界出现的尝试拯救具体的质性时间，并重塑被科学和资本剥夺的、基于直接主体经验的知识形态的动向。这也是对脱离了时钟和日历结构的日常生活层面的生命时间做出重新认识和赋权。在日本，思想家西田几多郎、阿部次郎、和辻哲郎等人将日常性视作内在经验与直接经验的宝库；文学界，“内面世界”被“私小说”细致地描绘；而民俗的“日常”则得到了柳田国男等学者的细致收集。

另一方面，哈鲁图尼恩关注到，在对量化、抽象化时间的批判和整体性的指向中，出现了对“永恒性”理念的追求；这个“永恒性”做出了一个虚伪的承诺，即通过追求“文化的首要性”或“文化特殊性”打破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区隔与碎片化的生活，从而恢复民族信仰生活和传统与现实的一体性。他指出，“永恒性”在二十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演变为纳粹主义对永续的民族共同体的信念，以及观念论哲学对足以超越历史的理念与价值的信奉，即麦克斯·霍克海默（M. MaxHorkheimer）所谓的“崇高的自我欺瞒”。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民众对“永恒性”的渴求源自社会生活的不稳定与个人心理的焦虑不安。唐尼（Richard Tawney）写道：“安全感是最根本的需要，西方文明最大的罪便是大众并不拥有安全感。”罗洛·梅（Rol loMay）则指出，法西斯主义的功能相当于心理学上的一种神经官能病症——以法西斯主义来补偿个人的无能与孤立，并免于焦虑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