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清晨，推销员格里高尔从令人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硕大的甲虫。他挣扎着想要起床， 却动弹不得，只看见许多细弱得可怜的腿，在眼前无助地颤动着。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墨菲经历了和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相似的“变形记”。一九七二年，四十八岁的墨菲卸下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的担子，憧憬着即将开始的自由生活。然而，当他因肛门处奇怪的肌肉痉挛求医时，却得知自己罹患了脊髓肿瘤。此后的十几年间，他经历了渐进式的失能，直至四肢完全瘫痪离别人世。

尽管墨菲和格里高尔都经历了“变形”后的痛苦，但二人的遭遇迥异。格里高尔被包括至亲在内的所有人厌弃，在冷漠、隔离、辱骂、责打中饿死，而墨菲的境遇则好得多。墨菲患病期间，正值美国加强立法保护残障人士的权益、残障人士的维权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墨菲自感生活在一个“婚姻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时代，但他与妻子尤兰达的关系颇为稳固，失能后得到了妻子较充分的照护。墨菲患病前获得的学术成就和声望，使他患病后得以继续工作，维持必要的经济收入和社交圈。然而，上述幸运至多只能给墨菲带来一些安慰，无法消除墨菲从人生巅峰跌入死荫幽谷后感受到的深入骨髓的痛苦与愤怒。他有过自杀的念头，但最终决定接受已成定数的命运。

身份的转变促使墨菲开始用全新的眼光看待残障人士。他回想起自己在非洲遇见的、因患麻风病失去手脚和鼻子的人。他意识到自己是带着优越感俯视他们的，对后者的同情仅限于“把硬币丢进从残肢末端伸出的杯子里”。墨菲饱尝衰残之躯的苦痛，开始更深切地理解残障人士的痛苦与挣扎。他曾与妻子乘坐独木舟穿过亚马孙河流域的激流，深入到印第安人当中生活并研究他们的文化。如今他决定在美国社会中做田野调查，以人类学家的眼光， 观察自己和其他残障人士， 重新审视人性与美国社会。一九八七年，墨菲在轮椅上完成的著作《静默之身：残障人士的不平凡世界》面世，它既是墨菲的人类学研究成果，也是他与疾病抗争的自我救赎史。

墨菲的少年时光在一个被阴霾笼罩的家庭度过：爱尔兰裔的父亲在大萧条时期因酗酒和失业致贫，作为家庭顶梁柱的母亲罹患癌症去世。过早品尝人生苦味的墨菲凭借坚强的意志力从底层力争上游。“二战”期间，墨菲在海军服役并染上酒瘾，不过这并未妨碍他日后考上哥伦比亚大学，最终成为生活体面、受人尊敬的中产知识精英。

患病后的墨菲发现自己努力奋斗获得的一切在可怕地流失。他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张永远不可能摆脱的巨网：他将成为医疗机构的“囚徒”，不得不服从它的准军事化管理。与此相伴的是某种程度的社会性死亡。当他乘坐轮椅参加教授俱乐部的聚会，或与家人前往餐馆就餐时，时常因自己的存在几乎完全被无视而受伤。墨菲发现自患病之后，一些朋友开始回避他，随着病情的加剧，越来越多过去的朋友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他认为他们并无恶意，只是不知如何面对他的不幸而己。然而这种回避还是像刀子般刺伤了墨菲的心。在墨菲看来，健全人之所以回避残障人士，是因为后者的存在不断地提醒健全人，社会充满了不平等和痛苦，所有人都很脆弱。换言之，残障人士代表了一种健全人不愿面对的、可怕的可能性。他不无愤懑地写道：“面对健全者，我必须表现得坚定乐观，以保持他们对自己免于灾难的信心。”家庭是墨菲逃避冷漠的避难所，不过他有时也因为生活上需要依赖妻子而感到痛苦。除了无恶意的伤害，墨菲还需要面对一些歧视甚至敌视残障人士的人。他们视残障人士为社会的负担，认为后者应当对自己的不幸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