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福柯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他向法国思想界投下“重磅炸弹”，那便是出版了重要著作《词与物》。这部书被赞为“存在主义以来最伟大的革命”，他俨然成为法国继萨特之后的新一代思想导师。当康德和黑格尔研究专家热拉尔·勒布伦拿到《词与物》时，他惊讶地发现《词与物》增加了第一章“宫娥”，是他阅读书稿时不曾有的部分。这是福柯一九六五年在《法兰西信使报》（Mercure de  France ）上发表的一篇有关委拉斯凯兹著名油画《宫娥》的文章，经删减和修改后作为《词与物》的第一章。正是这最后添加的精彩评论竟使得该书大获成功，这令福柯和该书责编皮埃尔·诺拉出乎意料，颇感诧异，一部只是面向对科学史感兴趣的读者的小众著作怎么就成了学术畅销书？对于是否收入这篇文章，福柯当初举棋不定，犹豫不决，一度与皮埃尔·诺拉发生分歧，但在诺拉的一再坚持下，他最终同意收入这篇文章。这篇充满魔力的文章的确给艰涩难懂的《词与物》带来了一丝亮色与新奇，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而且令《宫娥》这幅画作备受瞩目，成为福柯论画评画的重要议题之一。

为什么福柯最终同意将他对这幅画的分析放在《词与物》的开篇？的确《宫娥》这一章显得有些突兀，但通观和深究《词与物》，它确实形象地阐释了《词与物》的基本主题，成为福柯人文社科学考古学的开场白。他指出《宫娥》与《堂吉诃德》一样标志着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向古典时代知识型的转变，词与物的关系从同一走向差异，知识型的这一次断裂意味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终结与古典时代的开启，预示着古典时代知识型“再现”走向崩溃，同时也隐含着现代知识型“人之诞生”的出现。福柯太痴迷于这幅被誉为“绘画的神学”的《宫娥》，他在这篇评论文章中不厌其烦地对其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细腻分析，尤其是从画家的位置、模特的位置和观看者的位置展开层层分析，向我们呈现了以凝视为主题的再现循环景观，从此绘画开始成为福柯考古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断裂、非连续性与差异成为福柯考古学的重要内容。《这不是一只烟斗》最初发表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出版的《路册》（Les Cahiers du chemin ）杂志上，福柯以克利、康定斯基和马格利特为研究对象，指出他们的绘画切断了词与物的联系，进入词、物、像之间的纷争游戏，将一种新型的非连续性引入考古学，在绘画领域引发了二十世纪知识型的断裂。根据讲座录音整理的《马奈的绘画》亦形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福柯考古学时期，福柯曾分别于一九六七年在米兰、一九七0年在东京和佛罗伦萨做过与他于一九七一年在突尼斯大学内容相近的马奈讲座，这段时间正值福柯撰写《知识考古学》的关键时期，他将马奈置于西方绘画出现的“深刻断裂”的位置上，并从空间、光线、距离和观看者的位置等要素分析和研究马奈在考古学上的变革意义。总体来看，福柯的绘画研究基本上处于他六十年代的考古学时期，绘画逐渐成为他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素材之一，而且也成为他形象阐述话语理论和话语实践的有效方式之一。那么，福柯是否在他的考古学探索中发展出一种绘画考古学？如若有的话，绘画考古学又何以可能？《知识考古学》明确将绘画视作一种话语实践，这或许为我们探讨绘画考古学提供了理论可能性。

“考古学三部曲”（《古典时代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可谓是福柯具体的考古学实践，他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探讨了“沉默的考古学”“医学凝视的考古学”和“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为他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案例，而《知识考古学》则致力于话语本身的研究，将考古学确定为探讨话语实践的理论与方法，并对“考古学三部曲”进行分析与反思，指摘了它们各自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因而《知识考古学》通常被视作福柯前期思想的概括与总结，被视作《词与物》的“理论补充”或“理论附录”。《知识考古学》的关键创新之处在于福柯系统总结和反思他的考古学实践，尤其是他将话语视作一种实践，提出了话语实践的概念。福柯由此突破了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樊篱，指出话语既不同于索绪尔所说的“语言”（langue），也不同于索绪尔所说的“言语”（parole），而恰恰是对“语言”与“言语”这组二元对立的直接否定。“当然，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话语所形成的东西就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来指称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