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七月，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怀特里弗镇， 年仅二十二岁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亨丽埃塔·施梅勒被奸杀。作为人类学学生，当时她正在印第安保留地调查阿帕奇部落的文化。案发当晚，施梅勒坐上一个印第安青年的马背，希望记录一场仪式舞蹈。这个名叫高尔尼·西摩尔的凶手把她的尸体丢进峡谷，这次事件不但影响了印第安人与白人的关系，而且让施梅勒所在的哥大人类学系成为司法传讯的一部分。为了撇清责任，以露丝·本尼迪克特为代表的哥大教员反复强调施梅勒是莽撞的新手，没有按导师要求把报道人的范围局限在女性，而且在访谈过程中过于轻率地询问与性有关的话题。他们指出施梅勒没有意识到一个单身女子坐上陌生人的马背在印第安文化里有同意委身的意味，如果能够像这门学科要求的那样理解一个文化行为背后的逻辑和弦外之音，那么她就能避免这场悲剧。
半个世纪后，施梅勒家族强调，除了谋杀者本人及亲友断言与异性共骑一马有性暗示外，没有任何民族志证据能证明这一點。二0一七年，施梅勒的外甥吉尔·施梅勒出版了《亨丽埃塔与那场将人类学送上审判席的谋杀案》，试图以圈外人的身份还原这场事件。以普林斯顿大学的林玉屏为代表的新一代学人在同年爆发的反性骚扰运动中呼吁洗刷施梅勒身上的污名，她和其他几位女性学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女性研究者在田野中面临更多的风险。
林玉屏强调，本尼迪克特等哥大教员对施梅勒的污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战”过后，哥大人类学在弗朗兹·博厄斯的领导下培养出一大批女性学者，本尼迪克特是其中的翘楚，她和玛格丽特·米德、艾拉·德洛里亚、格拉迪斯·雷夏德在“二战”前后成为美国人类学的中坚力量。本尼迪克特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因为性别问题遭到不公，后来的仰慕者在标榜她的女性主义立场和酷儿身份的同时也赞扬她抬高了女性人类学的地位。但是这样一位有性别意识的抗争者为什么要罔顾另一位女性在田野中遭受的暴力？她需要如何说服自己才能从院系立场来否认施梅勒的努力？是否从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其他执着于学术的女性同侪的影子？这些问题关乎新崛起的女性在当时由男性主导的学院政治和社会文化中的处境。
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社会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大量女性开始进入工厂、商店、邮局和办公室工作，或是在律所、政府、银行、公共事业部门和大学等传统上由男性垄断的行业崭露头角。家庭不再像过去那样成为定义女性的唯一领域，女性也需要一套新的哲学来在她们广泛存在的差异之上建构出某种集体意识。一些团体开始用“feminism”（女性主义）这个新出现的词来表达对性别平等的诉求。与十九世纪的妇女平权运动关注选举权不同，这个新出现的女性主义思潮强调女性在经济和事业上的独立。
本尼迪克特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成长于全是女性的家庭，她的爸爸在她未满两岁时就去世了，她相信自己的世界从那时起被分成两半，一半是极为唯美的躺在棺材里的父亲的世界，一半是在人世痛哭的母亲的世界。本尼迪克特的妈妈总是带她到波士顿美术馆参观，因为那里有一张很像她父亲的埃尔·格列柯的画。本尼迪克特讨厌妈妈一直未能走出丧偶的阴影，也从妈妈身上看到一个女性所必须面对的命运。她怀疑一个女人能否仅凭自己就获得完满的生活，这种焦虑感让她在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都陷入抑郁。
在绝望中，她发明出一套遁入想象的方法，在想象的世界里不但有她的父亲，还有与父亲绑定在一起的美好而富有诗意的东西，特别是一些曾鼓舞她的女性。她的大学是最早授予女性本科学位的文理学院，其中有不少女性教员一直保持单身，为年轻的学生提供了模板。在游学欧洲时，本尼迪克特日渐喜欢十八世纪的英国女权主义思想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著作。在后来的婚姻里，当她想在家务之外写一本书来介绍那些勇于冒险却困于性别的杰出女性时，她毫不犹豫地把沃斯通克拉夫特放在第一位，这部未刊稿以这样的方式描述偶像：“在英国人物展上挂着一张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肖像，她在画完这张画后几个月就死了。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画时还是孩子，当时的我完全震慑于迎面撞到的可怕的朝气。我太想知道其他女性如何拯救她们的灵魂，画框中的女人完全抓住了我：用她那赤褐色的头发，坚定而略带忧伤的浅棕色的眼睛，高昂的头颅。她一定已经拯救了她的灵魂，我可以从她那毫无畏惧的目光中看到这一点。”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她的书，她越是书写勇敢的女性，就越是觉得自己搁浅在牢笼。她尝试教书，尝试做社工，但是这都不是她想要的工作。她的丈夫觉得她在每一样事上都浅尝辄止，却不理解这是一个女性苦苦探索自身位置的明证。像大多数婚姻一样，最终压垮这段婚姻的是孩子，本尼迪克特没有办法生育，在多年的虚耗后，她决定走出围城。
一九一九年，三十二岁的本尼迪克特回到学校，刚好遇到艾尔西·帕森斯到她的学校讲学。帕森斯是二十年代哥大人类学系的传奇人物，她本人出生在豪门，丈夫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家，自己纯粹是因为兴趣才在人类学系接受一份非正式的工作。帕森斯经常利用自己的私人财富支持有兴趣的哥大师生到印第安地区调查。在这段时间，本尼迪克特还结识了另一位哥大教员亚历山大·戈登威泽，而且深受后者的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