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最初的那些日子开始，源就感到这儿的泥土奇异而充满野性，与他祖国的泥土截然不同……虽然哺育这些白人的泥土与那哺育源的民族的泥土一样，可是当源在这泥土上工作时，知道这泥土是埋着他祖先骸骨的泥土。这种泥土新鲜洁净，没有人类的残骸，也不那么驯服，因为在这个新的民族中，还没有足够的死者用他们的肉体来渗透这片土地。源知道，在他的祖国，人的肉体已渗透了那片土地。”这个叫王源的年轻人在一片新大陆上看到的土地，荒蛮而肥沃，不驯却充裕；回顾他的家乡，那片好土地浸润着千百年来在其上挣扎求存的男男女女的汗水、粪肥，乃至血肉，它似乎是驯良的，是臣服于农夫脚下的“奴隶”，然而它的“主人”总在贫困与饥饿中呻吟，洪水、干旱，任何一场人为或者自然的灾难都会令所有的努力化为乌有。那片好土地始终在于斯，而生长其上的人的苦难始终也无休止。

这是美国作家珀尔·塞登斯特里克·巴克（Pear l Sydens t r icker Buck）在其三卷本巨著《大地》（The Good Earth ）中为她的读者所描述的陌生国度与彼处的陌生人群。在中国，她有一个更为人们所熟悉的名字——赛珍珠。这部小说的第一卷出版于一九三一年，立时成为畅销书，获得次年的普利策奖；一九三二与一九三五年，第二卷与第三卷分别出版。一九三七年，其电影版在全世界的观影人數超过两千万，女主角由奥斯卡最佳女主角露易丝·赖纳（Lui se Rainer）扮演，并因此片于一九三八年蝉联奥斯卡影后。赛珍珠本人也在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该奖历史上第一位美国女性。虽然很多人因而质疑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认为这是对大众口味的迎合，但是，在当年的评奖委员会看来，赛珍珠用她的著作为“人类的同情心跨越诸多分裂的种族鸿沟铺设了道路”，让人们开始看到一群在西方人眼中的异乡真实生活着的人。

然而，诺贝尔的颁奖词并不足以充分解释为何在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赛珍珠笔下年轻、丰饶、野性的美国，数以百万计的人会购买这部书，涌入电影院，会对异乡中的温情、残忍、困顿、坚韧感到共情。他们的同情仅仅是人性深处共有的恻隐，还是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相同的苦难、挣扎，特别是恐惧？或者的确如鲁迅对赛珍珠的评价，她的观察“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对鲁迅及其同时的中国知识人而言，虽然赛珍珠对中国底层社会的描画弥漫着漫无边际的黑暗，但没有将那个悲惨世界的黑暗彻底撕开呈现，更没有解释那些漫长苦难的根源。然而赛珍珠观察的盲点并非仅限于中国，在她真正的祖国——美国，她看到的可能也只是“一点浮面的情形”。

本文开篇时所引的那段话来自该书的第三卷——《分家》。赛珍珠借去往美国求学的王源所见描述她眼中的美国，一个仍然拥有无限土地资源的、富足而有序的社会。但是，在她写作时代的美国是否果真如此？另外一部小说或许会有一个全然不同的答案。这部书出版于一九三九年，同样居于当年畅销书榜首，同样获得普利策奖，其电影版同样大热，男主人公同样因此而成为奥斯卡影帝，作者最终同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书叫作《愤怒的葡萄》，作者是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如果说《大地》最大的贡献在于破除了西方人对东方光怪陆离的他者假想，展现出那些虽然肤色不同、信仰有别、习俗各异，但是与西方人一样拥有人性中善良、狡狯、贪婪等情感的中国底层农民；那么斯坦贝克所解构的则是美国的西部神话，让成千上万想象西部的美国人直面一个在尘暴中凋敝的世界，一群在干涸土地上磨砺，带着对更西部的美好愿景迁徙，而最终幻灭的人群。

对包括赛珍珠在内的美国东部人而言，西部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是异乡，那里有狂野而开放的沃土以及劳作于其上的自立、自足、自由的农夫们，那里似乎永远可以安顿厌倦拥挤逼仄的城市生活、逃离萧条困顿的经济危机的移民，与此同时，始终鼓励进取的激情、流浪的灵魂。然而，斯坦贝克笔下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更类似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村，那里的人们同样乐土重迁、辛勤劳作，同样身不由己、困苦绝望，同样在被迫背井离乡之际，用嘶哑的乡音抗议：这片土地埋葬着我的祖父、我的父亲，凝固着我们的血肉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