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属于西方，这不仅是中国人的自我定位，也是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对自己的定位与西方对中国的认知是一致的。

有趣的是，中国一开始时是没有“西方”这个概念的，有的只是“天下大同”。西方一贯将中国视为另类，不仅使自己在观念上远离中国，而且也导致了中国对西方的疏远，人为强化了中国不认同西方的趋势。

如何准确地解释这种相互疏远呢？这个过程是否与欧洲列强对中国半殖民地统治的历史经验有关？现代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都对类似的认同问题进行过细致的分析。理论上，自我认知通常要求人们回答“我是谁”和“我想要什么”的问题。

然而，一个人只是试图用主观的术语来定义自己的角色，进行自我认知是不够的。相反，自我形象和相互认知是两个认知主体互动的结果，社会建构主义者亚历山大·温特称之为“社会学习”互动过程的产物。这一视角似乎为从结构上理解中国与西方的疏远提供了一把钥匙。

如果我们把中西疏离视为一种社会现实，那么这种现实就是中西方舆论领袖相互反思和角色理解内化的结果。事实上，西方将中国视为“对世界的威胁”的看法（从历史上的“黄祸论”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威胁论”）一直在如何认知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疏远的文明

很少人知道那些对中国着迷的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的认知。他们来自中国的报道曾经极大地影响了莱布尼茨和伏尔泰等欧洲思想家对中国理想化的认知，他们甚至把中国视为启蒙时期的欧洲应该学习的榜样。

然而，随着欧洲启蒙运动的深入和后来法国大革命的冲击，把中国作为欧洲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榜样的认知早已消失。德国学者凯·弗里穆特（Cay Friemuth）就指出：“作为一个社会停滞不前的国家，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中国一直受到进步信徒的蔑视和浪漫主义者的同情。”

事实上，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舆论中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占主导地位，这对西方世界的中国认知负有不可低估的责任。而中国在西方的形象被妖魔化反过来又极大地加剧了中国与西方的疏远。当你今天把中国当作一个威胁你的“体制对手”的时候，你当然只能增加中国人对你的陌生感。

许多人将中西关系的隔阂归咎于媒体的负面报道，有一定的道理，但还不是本质的原因。很多西方媒体一直存在对中国的歪曲描绘或对中国的偏见，这一点不假。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近代欧洲中心主义和现代种族主义在欧洲的崛起，这个因素直到今天还在发酵。

中国在欧洲的形象随着18、19世纪基督教传教中国的失败而严重恶化，与莱布尼茨的积极解释完全相反，中国在18世纪末期就被贬为落后，中国文化被贬为不发达，这是欧洲中心主义盛行的恶果，以后欧洲的新兴种族理论使这种发展变得更糟，它无形中使得中国和许多亚洲国家更无法对欧洲产生好感，除非你不再认同亚洲，认为你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就像日本19世纪“脱亚入欧”思想家鼓吹的那样。

严格地讲，欧洲通过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腓特烈大帝等精英与中国“结为兄弟”的时期，只是欧洲启蒙时代的一个历史插曲，除此之外，对中国的蔑视在西方占主导地位。迄今为止，西方精英似乎很难摆脱中国作为“威胁”的观念。

鉴于西方列强已经在19世纪的武装冲突中彻底击败了中华帝国，对中国持续的恐惧就更加令人费解。西方在科技、经济和军事领域相对于当今中国的明显优势，也表明西方人对中国的过分恐惧是无法用逻辑解释的。

西方在科技、经济和军事领域相对于当今中国的明显优势，也表明西方人对中国的过分恐惧是无法用逻辑解释的。

西方弥漫的恐惧与中国人口规模有关系吗？如果真是这样，西方也应当同样害怕另一个亚洲国家—印度，根据所有主要人口研究机构的计算，该国人口已经超过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