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逍遥·游》开场前一个小时，检票处的队已经排了好几圈。

很多人想知道，处女作已然表现不俗的导演梁鸣，这次是否会在他的“福地”平遥带来更大的惊喜？班宇的小说第一次被搬上大银幕会是怎样的质感？诸多疑问亟待解答，而事实证明《逍遥·游》没让人失望。

2018年，班宇的短篇小说《逍遥游》发表在当年第四期《收获》杂志，同年12月登上《收获》文学排行榜短篇榜首。两年后，班宇的第二部小说集以这篇小说命名。

《逍遥游》以女孩许玲玲为第一人称叙述。“我”被查出得了尿毒症，不久后母亲因脑出血去世，早已抛下“我”们娘俩的不靠谱老爸许福明，为了照顾“我”又搬回来与“我”同住。“我”有一个好朋友，叫谭娜；还有一个老同学，叫赵东阳。某天“我”们一时兴起决定去山海关旅游，故事结束在“我”们回到沈阳的第一天晚上。

这篇小说不同于班宇以往的风格，脱离下岗故事的沉重哀伤与男性主体的粗粝感知，《逍遥游》带着特殊的暖色。它的叙述者是女性，下岗作为背景被放得非常靠后，读者能够在文字里触摸到的，是生之欲的脉搏，以及亲情友情的温暖与柔软。

后来，制片人吴觉人把这个故事推荐给了导演梁鸣。梁鸣被这篇小说打动了，他给多次合作的演员吕星辰一字一字地把它读了一遍，然后决定自己的第二部长片作品，要改编这篇小说。

梁鸣作为导演的生涯近几年才起步，但在此之前，他演过几部电影，做过娄烨的副导演。2019年，梁鸣以长片处女作《日光之下》在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斩获“费穆荣誉·最佳导演”奖项，他说自己是“平遥出来的导演”，今年他带着《逍遥·游》回到平遥，作品成了当届“爆款”。

梁鸣和他的团队做得比我们期待的更好。通过在文学与影视之间打开通道，《逍遥·游》重塑了一种令人振奋的现实主义，它老老实实地讲述着普通人的辛酸哀乐，东北人的幽默与文艺片的浪漫作为调剂，我们久违地想起，原来电影应该是生活的切片。

映后第二天，南风窗记者与导演梁鸣聊了聊，有关他如何让这个故事在大银幕上活起来。

什么是“逍遥”

在《逍遥·游》亚洲首映的映后，梁鸣提到，许玲玲有两个最接近“逍遥”的时刻。

一个是玲玲对爸爸说，“把虾放上面”，那时她知道，明天的生活还得继续，“这日子咱爷俩还得继续过”；另一个是结束了山海关一游回到沈阳，她走到楼下，看到父亲和女友在厨房里做饭，她钻进倒骑驴（三轮车中的一种）避风，选择把那个温馨的时间、空间还给父亲。

第二天，在采访中，梁鸣再次向南风窗记者解释了何为“逍遥”：那是一种向内寻找的精神世界的拓展，是对生活的高度接纳。这成为电影最重要的精神内核。

“逍遥游”已经不再是语文课本上的一篇古文，也不是一次短途旅行中的飘忽感受，而是在生活层面，对“逍遥”心境的探寻。

电影的名字比小说的名字多了一个点，用来间隔“逍遥”和“游”，英文片名是carefree days，意为“无忧无虑的日子”。可以看出，这个故事的电影版本，把对自由的向往放到非常核心的位置。

东北文学复兴至今，影视作品的不断阐释附加其上，让东北故事有了固定的面目。梁鸣不想拍一个刻板印象里的东北，他当然认同这片土地独有的幽默与坚韧，但他更想呈现的是普通人的真实—“接纳生活”，这是普通人的共性。

梁鸣解释了何为“逍遥”：那是一种向内寻找的精神世界的拓展，是对生活的高度接纳。这成为电影最重要的精神内核。

梁鸣的上一部作品《日光之下》发生在东北边境，讲述的是边缘故事，边缘地域边缘人群边缘情感。在《逍遥·游》，他转而在时代最一般的部分里取样，许玲玲、谭娜、赵东阳、许福明，都是最普通的人，200块钱不会压死他们，但是他们又活得精疲力竭。

梁鸣将这种普通视为一种“时代性”。

作家李陀在对《逍遥游》原著的评论当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李陀反复提到“贫困”， “像一层浓厚的灰色雾霾一样笼罩在四位小说人物头上的贫困”，但那不是我们会在19世纪小说里看到的，“揭不开锅”“勉强活命”的贫困。当代写作者在触及贫困时，都不得不意识到一个事实：“典妻鬻子、啼饥号寒”的悲惨正在逐渐消失，但它只是被一种“温饱基本得到保证之后的贫困，一种很容易被社会，尤其是被富人和中产阶级有意忽略的贫困”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