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黄希谊回国了。

在那之前，黄希谊在美国、法国留学了10年，读管理和艺术专业。

回国后，她投身了重工业，成为“卖机器的小女孩”，后来在网上发帖分享了自己接手家中钣金机械制造厂的经历。

最初，黄希谊对机械设备十分懵懂。

2019年，回到佛山，她开始吃住在车间，并独立进行订单谈判，在父辈过往打拼的基础上，孵化独立的物联网科技公司。

然而，让工业软件赋能数控机床，烧掉了家里很多钱，同时，市场成熟有所回报的时刻还未到来，压力如影随形，黄希谊感到“孤独无助，还焦虑、变凶了”。

每每回想起回国的那一天，她就感叹道：“（我）觉得机场那条路是我走过最长的路。”

很快，“海归大小姐真的回国接厂了”的词条登上热搜。

有着相似窘态和痛点的年轻一代渴望被看见，一同在接班路上“抱团取暖”。2023年1月6日，黄希谊干脆建起了第一个“厂二代群聊”，而后发起的接班互助社群“厂二代GOGOGO”目前已有超过3300人。

新年伊始，厂二代们的小饭局在各个城市如火如荼。

“听到最多的，就是大家回家接班前在各家大厂的快乐工作。”社群秘书长王意说：“比如，在四大、投行，在阿里、字节，周围的大部分朋友在接班前都会先做好一颗螺丝钉。”

面对经济波动、家庭责任，众多厂二代回到家中。“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从职员平均年龄不到30岁、坐落在一线城市市中心的公司，一下子回到职员平均年龄40多岁、坐落在郊区村里的工厂，从狼人杀到数茶叶，从奶茶、鸡尾酒到茅台、五粮液，实业的日常并没有那么舒适、靓丽……”

这是厂二代们普遍要应对的个人生涯发展抉择，但在更宏大的叙事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又迫在眉睫。

全国工商联下属的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的报告显示，在中国超1亿家民营企业（含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中，80%以上为家族企业，约29%的家族企业又集中在传统制造业。

一代逐渐到达退休之龄，从2017年至2022年，约3/4的家族企业面临交接班，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波代际传承浪潮。

父辈老了，但他们筚路蓝缕打拼创立的工厂不能变老。众多中小民营企业，像毛细血管在各自的领域默默搏动，筑成“中国制造”的基石，中国经济最大的韧性就蕴于其中。

回厂接班的“大小姐”们正在以生生不息的行动与勇气，担起使命。她们每一个微小的转变，都在推动时代的巨变，企业发展和交接的过程，正是中国制造业守成转型穿越周期的缩影。

往日繁花

“胡歌演的‘宝总’收下了80万件三羊牌T恤衫，就是当年我爷爷和我爸爸他们做的工作。”

刘欣桐，东莞市大朗镇一家针织服装厂的营销和报价经理，2024年开年热播王家卫导演的影视剧《繁花》，让她回想起了长辈们的发家史。

她出生在辽宁，爷爷和父母原本都在鞍山钢铁厂端着“铁饭碗”。1987年，爷爷和爸爸开始“带着二三十万现金，拿着手提箱和背包”南下广州、香港，搜罗当时的时髦装束。

“是否回厂，是贯穿我成长的一个永恒的话题。”

“当时看周润发、刘德华他们拍电影时穿的款式，牛仔裤搭配小皮衣，我们就全部批发拿回北方卖。”正如那年春晚费翔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一般热烈，东北经济正当繁荣，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消费力可观，服装供不应求。

1988年，民营部门的用工人数，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国有企业人数。他们踩中了那个年代“网红经济”的风口。

1990年代，一条明星同款破洞牛仔裤拿货价30元左右，最高可以卖到300元，借助敢拼敢闯的魄力和信息差，从街边的小摊位做到在批发市场有自己的档口，刘欣桐的爷爷和爸爸积累起了经销人脉。

2000年，他们下决心变卖北方所有的产业，来到广州落脚在火车站附近，直接联系工厂生产，做了自己的品牌和店铺，每个款式拿货上万件，以大批发商的身份把服装分销给各个城市的代理商，年销量很快超过了100万件。

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2003年，父母在东莞市大朗镇建起了工厂。

为什么自己建厂？刘欣桐对南风窗记者举例解释道，一件衣服，工厂报价为50元，但如果自己生产，只需要35元左右。

2002年至2011年，中国扩大开放，叠加沿海地区优势，令众多家族企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比如，从厂家到零售终端，一件衣服即使溢价4至8倍出售，依旧大有市场；再比如，2009年，工厂鼎盛之时，不足200名工人的厂子就能创造高达1亿元的营业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