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两个月，我们终于等到了上野千鹤子的回信。

采访信件是在秋天通过邮件发送过去的，经过出版社、译者等环节的推进，终于完成了一次顺畅的交流。整个过程中，我们能感受到每一位参与者都发自内心希望促成这次跨文化沟通。这背后的一份共识是：在“女性的处境”这个话题上，中日社会具有不少相似之处，至少对当下中青年一代如此。

作为近几年来在中国最活跃的女性学者，上野千鹤子的热度伴随着图书市场的回温而上升，她对女性在现代社会置身的婚姻、家庭、职场等境况中的状态剖析，让中国读者感同身受。

今年已有76岁的上野千鹤子1948年出生于日本富山，父亲是医生，母亲是全职主妇。上野是家中独女，另还有一兄一弟。父亲对女儿宽容，与对儿子的严格形成鲜明对比，上野才有机会在大学时选择了“无用的”社会学。

上野千鹤子曾形容自己与父母：“一个唯我独尊的大男人主义者的父亲，一个辛勤劳作、整日抱怨却对孩子说‘要不是有你们，我早就离婚了’的母亲，和冷眼旁观、发誓绝对不要成为母亲这样的女人的我自己。”

念大学期间，上野参加了学生运动。她发现，女学生无论怎么付出和战斗，都不会被认可，她们要么被评价为疯癫出丑的“武斗罗莎”，要么只能做协助者，为男生们洗衣做饭，甚至还要解决他们的性需求。

根据上野自己的说法，是因为“私愤”，因为自己曾受过不公正待遇，她成为了一名女性主义者，开始研究“女性学”。

半个多世纪过去，难解的社会症结仍在，比如职场上对适婚育年龄女性的歧视，比如很多地方，女孩子受教育的机会受限，又如社会对家庭劳务的价值认可不足，等等。

回信里，上野千鹤子表示，希望自己在年轻人眼里是个“通情达理、偶尔说话辛辣的阿姨”。她的回答言简意赅，直击要害，偶尔让人热泪盈眶。

上野千鹤子说，“幸福不是他人给予的”，爱情与争取女性权益并不冲突。今天颇受争议的所谓“女性主义”，本质上仍是“追求个人自由的思想”。

76岁的上野女士，已是今天大多数读者的奶奶辈，但她依然对世界的变动满怀热情，积极探究与追问，保持年轻人一样的好奇心。正如《上野千鹤子的午后时光》里提及的好奇心：“紧咬不放，持续探索，就算得不到有意义的答案，只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这也很好。”

回信里，上野重申：“问题的答案往往都很陈腐，问题在于探究的过程能否说服自己。自食其力地探究那个过程，就是研究的妙趣所在。”

以下，是南风窗与上野千鹤子的对话。

《芭比》，一部“傻里傻气的娱乐片”

南风窗：从2021年到2022年，你在中国出版的图书就多达23本。你是如何保持如此高产的创作状态的？你如何看待中国近年来忽然掀起的“上野热”？

上野：中国的读者能阅读我的书，真的让我非常开心。中国出现的“上野热”，也出乎我的意料。以此为契机，我跟中国年轻女性接触的机会变多，并因此获得了一些有趣的经验。

因为我跟编辑们关系不错，总是能接到各种约稿，长年累月下来，就变成了如今这些书。我很喜欢阅读、写作，所以完全不觉得痛苦。唯一感到难受的是，在自己内心还不够舒展的时候，贸然发表了不太成熟的文章。

南风窗：近年来，你也有几次到访中国，与年轻人做过交流。在你看来，中日两国年轻人的异同点有哪些？

上野：在我看来，中日两国女性的共通点比差异更多。我在日本的课堂上讲到“厌女”时问学生，“你经历过哪些厌女的事”，对方表示：“我出生的时候，祖父祖母说，可惜了，是个女孩。”中国应该也有类似的事吧。

南风窗：你一定有关注2023年的热门社会话题吧？比如9月，韩国女团成员Lisa去法国参加疯马秀表演的消息引发激烈争论。一部分人认为，女明星也有“向下的自由”。但在另一部分女性主义者眼中，如果自由无法为女性提供独立有尊严的生活，它就是“坏的自由”。我们如何分辨和理解“弱者被迫的向下”，与有选择余地的女性的“向下”？我们有权利指责那些主动拍擦边视频、投身风俗产业、讨好男性以获取金钱的女性吗？

上野：父权制并没有消失。既有女性从父权制中获利，也有女性的利益因此受损。有的女性会积极使用性资源，也有的女性除了性资源一无所有。当女人意识到自己拥有能从父权制中获利的资源（美貌、性吸引力等）时，谁也不能阻止她使用这种资源。不过，在使用这种资源（成为男人的性消费对象）的同时，希望她们也能意识到，这种行为不仅会给自己带来屈辱和不快，还会促进父权制的再生产。

“不想结婚”是个人自由，“不该结婚”是强制观念。“不需要男人”是个人自由，“不该对男人有需求”是原教旨主义。

南风窗：上野老师是否看过2023年7月上映的热门电影《芭比》？在中国，此片同样带来了一些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