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的南方，田野里经常“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远方的丘陵，被漫山遍野的两三米高甘蔗遮挡了视线。

冬雨淅淅沥沥。在广西来宾，却是农忙的季节。中国人饭桌上白砂糖的原料—甘蔗，每年在11月成熟，收割季最长能持续至次年“五一”。于是，在我的想象里，理所当然地，田野上应该到处是人。

走了很远，我才遇到了刘金贵，贵州人。在小雨浇打过的潮湿土壤上，他一屁股坐在一捆甘蔗上。也许是雨天，他的全身和脸，都是暗的。只有抽烟的时候，紧皱的眉头才稍微平下来，眼睛也亮了。

他做着当地蔗农公认的最苦、最重的活—收割甘蔗。一根甘蔗轻则5斤，重有10斤，刘金贵要把它们连根斩断，弓腰搬到一起。

这些用于榨糖的广西甘蔗，还要再经过刘金贵的砍刀。

一刀、两刀下去，顶端的蔗叶与茎节分离后，他再徒手把四周的蔗叶拔掉。最后，将多根光秃秃的、符合榨糖标准的甘蔗，用小绳子捆在一起。

一扎、两扎，刘金贵计算过，等地面上整齐摆满了20扎，甘蔗便大约重1吨。他能拿到130元。

这样的体力活日复一日。就像候鸟一样，刘金贵会在甘蔗完成收割的4月离开，“第二年我们（指他和妻子）还过来”。

他们是广西独有的“桂漂”。每年冬天，来自云南、贵州等地的“刘金贵”们，有的坐大巴，有的骑摩托，一路向东。他们要赶往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甘蔗田，当砍工。

这里，是中国甜蜜事业所在地，生产了全中国约三分之二的蔗糖，养活了2000余万广西人的生计。

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地，一座2002年成立的年轻城市，是广西来宾。当地人都说，20多年前，来宾（县）从柳州地区单独分出，成为地级市时，很大原因就是发达的蔗糖业。

如今，还是因为糖，这座号称“天下来宾，来者上宾”的城市，走到了机遇与挑战并重的历史岔路口。

劳作的人

很长时间，来宾市并不被外界熟知，连许多广西人都不清楚它的方位。只有说到桂中、柳州旁边的城市时，许多人才恍然大悟。更多人能记起的是，2010年许，来宾因传销产业甚嚣尘上，在自治区内有“传销重灾区”的称号。

但现在走进这座城市，你很快会被甜蜜产业说服。行驶在主城区兴宾区的任意高速、国道、省道上，两旁目之所及的地方是绿油油的、深不可测的甘蔗地。人真实地置身在两三米高的甘蔗茎秆间，有一种自觉渺小的震撼。

就像来宾过去未受瞩目一样，守在土地的蔗农也长期沉默。正是农民在长久的埋头与沉默劳作间，来宾单个城市的产糖量，占全国食糖产量的十分之一。

在成片的甘蔗地上，头发花白的张信初是少数干活不喜欢沉默的农民。他已经56岁，说话总是不自然地露出一排门牙。漫步在兴宾区王瓜村的乡道上，是张信初爽朗的笑声持续不断，令我最终闻声找到了他们。

他没离开过，在这片土地种了快30年甘蔗。

得知我来自广东，他表现出了惊讶，提高了嗓门。

“你是广东的，跑到我们广西来？”

在这位农夫的世界里，若是年轻人，都会倒着流动—从广西漂到广东谋生。留下来种甘蔗的，都是中老年人。

刺骨的冬雨季，一不小心，甘蔗会生眼斑病、褐条病、黑穗病……受潮的甘蔗若在地里未及时收走，内部可能发黑，糖分受损。总之，普通的甘蔗也像人一样，有着娇贵的身体与尊严。

“现在是打工挣钱的年代了，”张信初露着门牙说，“打工赚得多，工资才高咧。” 他的儿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多年前，张信初的两个儿子都不约而同地，跑到了深圳打工。

而对于自己干了一辈子的“事业”，朴素的农民只有经验上的判断。

“就一个，肥放得越多，甘蔗长得越好。”张信初又露出了牙齿。

当地人都清楚，与甘蔗表面的刚硬不同，这是一个较难打理的经济作物。要想甘蔗种得好，一年至少要施两次肥，去两次虫害。

比起这些，张信初时刻还要担心“天公不作美”。 甘蔗怕低温、多雨，也怕干旱。就像这个刺骨的冬雨季，一不小心，甘蔗会生眼斑病、褐条病、黑穗病……受潮的甘蔗若在地里未及时收走，内部可能发黑，糖分受损。总之，普通的甘蔗也像人一样，有着娇贵的身体与尊严。

哪怕辛苦了一年，终于來到甘蔗成熟时，农民也在为如何收割而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