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自己正采訪梁启超。

他的额头很宽，双眼皮下的眼珠炯炯有神。初见时，他的嘴唇应当是抿紧的，脸上自有一种端正与泰然，然而真正聊起来，他的热忱便藏不住了，顺着言语的跳跃，沿着眉眼的动态，像是迫不及待地要扑到你跟前来。

谈话的主题该是什么呢？大约还是他最为关注的事业：制度的变革、文明的更新、国民的教育。他的言谈想必也像演讲、作文一般汪洋恣肆，既有传统歌赋的层层类比，又兼具白话文的通俗与浅白。

然而，再往下，关于他自己呢？可供我们想象的素材不多了。我们当然知道梁启超是什么人，康有为的学生，参与了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又通过《时务报》《新民丛报》，在中国危亡之际为国人带来新鲜的西方思想。

我们知道，他博学、爱国、革新，但在这些宽泛的形容词背后，梁启超正如研究者们所评价的那样，在众人心里“面目模糊”。

他大概也会在谈话里提及自己，但想必不会谈得太多。

在四十册的《饮冰室合集》里，真正自述的内容并不占多数。因此，学人们往往是被他的思想激起兴趣，然后尝试从那些变动的思想缝隙里，一窥梁启超的心灵。

此番“想象”，正是如此。

“玄学鬼”还是启蒙者？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向清华学校学生发表了一场题为《人生观》的演说，他尝试围绕一个话题展开论证：科学能否解决我们的人生观问题？

张君劢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在他看来，科学与人生观所关涉的方面有诸多不同，前者主要体现在物质文明，后者则主要存在于精神文明领域，因此“至为玄妙，不可测度”。

这场演说如同一枚石子，在近代中国的思想界激起了千层浪。20世纪初叶，“科学”一词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无疑具有霸权地位。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已经引来了西方的科学风气，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之后更是将“赛先生”拥上高位，甚至有推崇“科学万能”的倾向。也难怪胡适会如此断言：“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

因此，地质学家丁文江首先撰文反驳，张君劢又予以回击。渐渐地，越来越多地思想家参与到这场论战中，胡适、王星拱、吴稚晖、唐钺等人为“科学派”，而林宰平、张东荪等人支持张君劢，被对手称作“玄学鬼”。此后，陈独秀也登上论战舞台，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我们的主人公梁启超则姗姗来迟。这次科玄论战并非他文思挥洒的主场，但他仍然对这个“宇宙间最大的问题”表现得跃跃欲试。论战蔓延之时，他正在北京翠微山养病，5月份还碰上自己的两个儿子被车轧伤的意外，但刚处理完这些问题，他便接连写了两篇文章参战。

“技痒起来等不得了”，他在文中如此坦言，多年来担任报刊主笔议论时事的气性，可见一斑。

但也许让观众出乎意料的是，正式执笔登场的梁启超，并未站到科学一派。他认为张君劢和丁文江各有不足，但仍然在文中写道：“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他所指的这最重要的部分，是情感。

乍一看，他像是在给科学“唱反调”。而不管是论战期间，还是百年后的当下，都有不少学者把梁启超归为“玄学鬼”一队，甚至认为他是玄学派领袖式的人物。

可梁启超这样的角色—25岁就撰写《变法通议》，成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影响了胡适、陈独秀、毛泽东等一代新青年，他的名字，难道不是早就与“新”这个关键词绑定了吗？

事实上，早在这场论战之前，梁启超就已经给这股“科学热”泼了冷水。

欧洲之行，让他切身感受到科学之有限，感受到生活若是完全处在科学与进步的话语霸权统治之下，人的精神世界会荒芜到何种程度。

1918年年底，正是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浩浩荡荡开展之际。梁启超前往欧洲游学、访问一年，回国后把他的所见所思，以《欧游心影录》的题目集成发表。其中《科学万能之梦》一节，最为引人瞩目：生活原子化、精神信仰缺失、欲望膨胀、竞争激烈……文中，梁启超历数一战后欧洲文明凋敝的现状。他将造成这种凋敝的最根本原因，归结为此前欧洲人对“科学万能”的笃信，人们抱持着一种弱肉强食、机械唯物的人生观，以至于除了“抢面包吃”之外，人生没有了别的价值。

科学推动了物质文明的进步，同时却也带来许多苦难，一战就是最惨烈的例证。“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的一个大关键了。”

但梁启超的这盆冷水，泼得并非毫无道理。在众人给科学戴上“万能”的帽子，把理智拥上“真理”的神坛，并且把科学和玄学、西方与东方摆到截然对立的两面之时，被划入保守阵营的梁启超，却显得比众人更为冷静和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