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秋，“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翰林编修蔡元培面对老态龙钟而无法转身的封建王朝，做出了他人生中第一个“辞职”的决定。

目睹变法的惨烈失败，蔡元培心灰意冷，从京城辞官，携家眷回到绍兴老家。时人传他是康梁同党，蔡元培并不辩解。

多年后，在北大課堂上，一向眼高于顶的国学怪才辜鸿铭表示，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他自己，一个是蔡元培，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而我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这种人哪儿有第三个？”

在戊戌年的风云暗涌中，蔡元培辞掉的，不仅是翰林之身。他也辞掉了四书五经，辞掉了三纲五常，辞掉了赋予他荣宠和地位的旧制，辞掉了一个垂垂老矣的帝国。

此后，蔡元培一生中有记载的辞职记录超过20次，其中执掌北大期间，更是“七辞校长”。

蔡元培的辞职史，也正是民国学人探索救国之道的历史。

如今出现在民国故事中的蔡元培，几乎是与北大绑定的精神性符号。

这位瘦小的先生，以一己之力重新“发明”了北大。当时在北大所形成的自由讨论、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塑成中国人对大学的想象，至今当我们试图为理想中的学府勾勒出模样，我们不会想起古希腊，而是会准确地指向20世纪的中国，1917年至1923年之间，那段同属蔡校长与北大的黄金时期。

我们就从这里说起，却不止于回忆一个黄金时代。我们更想知道，已经成为国人之理想的蔡元培，他的心中，理想何如？

兼容与能容

1917年1月，深冬的北京。

新年刚过，天色青灰，地上的雪被来往的车夫和马蹄踩得变滑发黑，蔡元培独自一人，来到前门外煤市街的一家旅馆。

这位点过翰林、做过总长的先生，刚刚出掌北京大学，此刻踱步在房间外的长廊上，静静等待着什么。

这是他第三次来找一位故人。

多年前，蔡元培与陈独秀在上海曾有革命之谊。若不是陈独秀出手相救，蔡元培可能会葬身于自己亲手所制的炸弹之下。如今，蔡元培三顾茅庐，恳请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希望这位文辞快厉的文学革命旗手，能为北大最腐败最官僚的一科带去强劲的“新青年”之风。

蔡元培既然选中陈独秀，自然是明确支持新文化运动，但与此同时，蔡元培也并不拒斥传统国学的血脉。

不久后，西装革履的胡适和留着辫子的辜鸿铭同时出现在校园，各教自己的学问，堪称北大一景；信古派的学者黄侃，上课时突然骂起对面教室的疑古派钱玄同，“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

不仅新旧两派同处一堂，就是在新派人士当中，各有主张的学者教授，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如李大钊，信仰三民主义的如周学熙，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如刘师培，在北大也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蔡元培解释：“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是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北大没有官方校训，以上八字，至今仍替行校训之功能，是国人对北大的最深刻印象。

母亲生病时，他曾偷偷割肉救母，后来接触进步思潮，广泛阅读西方书籍，他能反思儒学弊端，甚至在自己的婚姻中超前地实践男女平等思想。

如果梳理蔡元培的个人史，我们会发现，能在北大种下兼容与自由之种子的人，非蔡元培莫属。晚清革命志士多为新知识阶层，曾作为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做到了翰林却转而干革命的，唯蔡元培一人；而这位留德留法，半工半读，钻研西方学问的新派留学生，年少时却受宋儒理学影响至深，母亲生病时，他曾偷偷割肉救母，后来接触进步思潮，广泛阅读西方书籍，他能反思儒学弊端，甚至在自己的婚姻中超前地实践男女平等思想。

由此可见，蔡元培有着非凡的开阔思维和批判精神，因此能够接受截然相反的两种文化并存，决不因自己所推崇的，而贬低他人所信仰的。周作人曾说：“蔡先生主张思想自由，不可定于一尊，故在民元废止祭孔，其实他自己非是反对孔子者，若论其思想，倒是真正之儒家。”

蔡元培的“兼容”，同样因为他本就有着宽广能容的品性。蔡元培当时在北大创“进德会”，带头做到不嫖不赌不纳妾，甚至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但是对生活上放浪形骸的陈独秀，蔡元培不仅不会苛责陈私德有失，反而多次为其解围，因更看重其是对国有益之才。蔡元培极为欣赏鲁迅，请他来北大教书，并邀请鲁迅设计北大校徽，后鲁迅因蔡元培似乎推崇自由主义，而认为自己与之不投缘，甚至公开批评，但蔡元培离开北大之后，仍热心为鲁迅介绍高薪工作，“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

“兼容并包”思想在学校体制上的体现，则是蔡元培从国外带回的评议会制度。他提出“教授治校、民主办校”，让有学问的人管理做学问的事。北大不仅兼容不同学术观点，也在兼容大家对学校管理的不同意见，此时北大形成“为学术而学术”的宗旨，成为纯粹的学术研讨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