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6月11日晚上，41岁的陈独秀出门了，衣兜里塞满自己撰写并出资印刷的《北京市民宣言》。他要像一个月前愤怒的北京学生们那样，走上街头，散发传单。

这不是头一次。前一天，他刚和胡适、高一涵等一众北大教授组成“中国近代史上规格最高的传单散发队”，惊心动魄地体验了一把“书生闹革命”。

全程顺利，陈独秀受到了鼓舞，但是第二天，他不再幸运。当他一人在“新世界”屋顶花园，向下面的露天影院散发传单时，潜伏的京师警察厅密探出现，逮捕了他。

等待他的是98天的牢狱监禁。陈独秀因此第一次亲身实践了自己对青年的教导—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在“文明的发源地”过上了“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剑指奴隶道德

陈独秀被捕后，他的友人和论敌纷纷声援、费心营救。李辛白在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首短诗《怀陈独秀》，道出其时知识分子的心境：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痛苦的不止陈独秀。

或可说，革命者的痛苦是相似的，但战斗的姿态各不相同。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与陈独秀先后并肩作战的胡适和李大钊，一个温和谨慎、一个厚道理智，与他们相比，陈独秀始终是开阔而狂飙的。

1897年，陈独秀考举人失败，但他不觉遗憾，反而视为自我解脱和改变人生的契机，自谓一跃由“选学妖孽转变为康梁派”，转身时没有一分犹豫。

创办《新青年》初期，陈独秀既做记者，又做主笔，还做主编，一人撑起一份刊物，不仅昂扬挺过“不特没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鲁迅语）的寂寞时期，还以铿锵有力、激情澎湃的笔力，留下“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等战斗力十足的语句。

对于陈独秀的脾性，鲁迅曾做过一番生动形容：“假如把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那门是开着的，里面几把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确实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小纸条，‘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作为革命者的陈独秀，从不惮于亮出自己的刀剑武器。但他向来剑有所指。

对于陈独秀这一代人来说，他们从有记忆起，一直身处国家衰败、内忧外患的困局中。辛亥政治革命颠覆了颓唐不堪的旧王朝，代之以形式共和的民国，但国弱民穷、列强环伺的根本处境没有变。

“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

1901年，为寻找“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的原因，陈独秀东去日本。此后几年，他数次往返于中日之间，终于自觉找到了中国衰亡的根本原因：“不是皇帝不好，也不是做官的不好，也不是兵不强，也不是财力不足，也不是外国欺負中国，也不是土匪作乱。”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与陈独秀先后并肩作战的胡适和李大钊，一个温和谨慎、一个厚道理智，与他们相比，陈独秀始终是开阔而狂飙的。

以上都是问题表层，因为“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好歹转移”。中国衰弱的真正根源，在于“国民性质”出了问题。

对国民性做出反思的，并非陈独秀一人。早在严复那里，已提出“开民智，新民德”的愿望，后来的梁启超、胡适，各有“新民”和“八大批判”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