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声的中国，何处秋声破寂寥。

1881年9月25日，一声婴啼。绍兴新台门周家新添一名男丁，赋名周樟寿，字豫才。

后来，他叫鲁迅。

不知道前一个名字的人不少，不知道后一个名字的人不多。

鲁迅，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一篇叫《狂人日记》的短篇小说下面。

这是一个专门用来发出洪钟般巨响的名字。无声的中国，从此有了一个刺耳的声音。周樟寿是一个人，而鲁迅则是一副骨头，又硬又韧的骨头。

不朋不比，不党不周。在众人沉睡的铁屋里，放声呐喊；在千夫所指的旷野中，荷戟彷徨。

毛泽东说，“鲁迅先生没有一丝奴颜和媚骨。”

从周樟寿到周树人

他生于忧患，长于幻灭。

出生时，《南京条约》早已签订，京郊五园已是一片焦土，同治中兴和洋务运动仍在持续，中法战争的脚步已渐近。

十几年后，甲午战争将宣告一切改良的幻灭。

书香世家周家，最后一位士大夫是爷爷周福清。生性桀骜但“晚节不保”，为了家族前景，晚年的周福清遂行科举贿赂，事发拿问，被判处“斩监侯”。

父亲周凤仪，就在此时得了重病。

绍兴的名医都来看过，开出了各种古怪的药方，药引有“秋天的桐叶”“经霜三年的甘蔗”“同穴的雌雄蟋蟀”。年幼的鲁迅在野地、当铺、药店、三味书屋之间疲于奔命。

为了逃避牵连，一家人流离星散。闰土的友情和长妈妈的故事，都成美好的过去。周樟寿被安排到大舅舅家，受尽冷眼，被视为“乞食者”，连下人都看不起他。后来他对学生回忆说：“从前人们看我像是王子一样，但是后来又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于是从那时候起，我就痛恨它了。”

父亲终究还是病死了。孤儿寡母，被同族欺凌，侵吞祖产。他向来尊敬的长辈，在利益面前变得面目狰狞；他抱有好感的邻居，造谣生事让他深陷窘境。

《阿Q正传》的原型，已在早年的经验里塑就。

他决意要离开了。1898，戊戌年，他进入南京水师学堂。学堂官员周椒生，是他的爷爷辈，身为学官，却对所在的洋务学堂十分蔑视。他说，豫才，你改名吧，出于书香门第却来当兵，若用宗谱名号，辱没祖先令誉。

从那以后，周樟寿改名周树人。

战士的诞生

周树人很快转入了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并在1902年公派日本留学。

在江南班，他第一个剪去了被西洋人称为“猪尾巴”的鞭子。政府派来的“监督”姚文甫雷霆大怒，要对他严加制裁，遣送回国。

偏在这时，姚文甫通奸事发，被陈独秀、张继、邹容等人捉住，一剪刀去掉“猪尾巴”，悬在厅堂的房梁上，日日示众。

回国的是姚文甫，周树人继续留学。

在他的周围，有秋瑾、邹容、陈天华、陶成章、徐锡麟、钱玄同、许寿裳……还有他的老师章太炎，以及不断争执的康有为、孙中山。

在精神上包围着他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则有赫胥黎、卢梭、尼采、托尔斯泰……赫胥黎介绍的进化论思想，卢梭的自由民主、天赋人权，尼采个人主义的“超人哲学”，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构建着未来的鲁迅。

对于他喜爱的著作片段，周树人往往能背诵如流，比如《天演论》的开篇。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之时，此间有何景物……”

挚友许寿裳回忆，那时的周树人，每天都在思考着三个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他的病根何在？

挚友许寿裳回忆，那时的周树人，每天都在思考着三个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他的病根何在？

这也是他一生的思索，以及战斗的指向。他总结，中国历史只在两种时代里循环往复：“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他希望有第三种时代出现，这一时代，在他留日期间所写的《文化偏至论》中，被称为“人国”。

1904年从弘文学院毕业后，周树人选择了学医，去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碰到了他的藤野先生。

综合亲友的回忆，他学西医的动机大约有三个。一是儿时父亲生病的经历让他对中医不再信任，二是他寄希望于西医的手术可以矫正中国妇女被摧残的小脚，三是西医和日本的自强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藤野先生是一个尊敬中国文化的学者，也很喜爱他的中国学生周树人。可惜，周树人学至半途就要退学。因为课堂上一组幻灯片展示的中国人被杀头的场面，周树人受到了强烈刺激。他看到那些围观的同胞，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哀伤，“一个个木然无所表示”。

他知道，任何高明的医学也救不了这样的人，因为从存在的价值上，这并不能算作真正的人。

于是，他决心从事文艺。中国人之病，不在身体，而在精神。

在日本数年，他看到了一个事实：日本的维新成功而中国的维新失败，很大程度上与民族性格—国民性有关。

他国的生机让他震撼，而本国的死寂令他神伤。在送给许寿裳的一张照片后面，他写下了一首诗，概括着那时的精神冲突：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