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所习得的关于历史的知识，更多时是一套看起来像是历史，但不是历史的政治观。至于谁有幸能为这一套政治观书写历史叙事？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到处都是披着“历史学家”的外衣，吃着21世纪的税金，变着法马后炮式评述一种必然性的政治如何在19—20世纪的历史中严丝合缝的三流学者们。他们闲来也好写些“野史”，既是野史，自然少不了亦真亦假的男欢女爱经典桥段。

于是，我们可以做些想象，此刻有一副VR眼镜摆在面前，它的简易说明上，左眼标着“才子佳人死生契阔”，右眼则是“红颜祸水害人不浅”。当你戴上，便可进入一户坐落在扬州的院子，何氏家族世居于此。

何氏有女初长成

1886年，闺名何班，总是被后人标记成“刘师培妻子及追随者”的何震，就出生在这里。其名“班”取自以续《汉书》、作《女诫》流传后世的东汉女史学家班昭。而在写于1907年的《女子复仇论》中，何震言辞激烈地直呼班昭为“班贼”“昭贼”，抨击她“身为女子，竟惑于儒家之邪说，自戕同类”。

这股昂扬斗志，也可用来理解她入学女校后改名为“震”，字取“志剑”的果决心气。

彼时18岁的何震，刚和21岁的刘师培于扬州完婚，新婚赴沪，即入蔡元培创办的上海爱国女校学习。

夫妻二人并没有就他们的私人生活留下一手信息，却给后世二流传记作家们留足了脑补空间。例如收录于《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中的《刘师培传》里，“光汉新婚宴尔即送志剑入学”，被诠释成了“尽显对妻子的宠爱，也可见其对红颜知己的渴求”，因为“只有更理解，才能更相爱”。

这很有趣。“历史的互文性”便在这种自以为非常浪漫的脑补中显现了出来。

何震在《女子解放问题》中对金天翮（《女界钟》作者）、梁启超（《论女学》）等开明知识分子提出了尖锐批判。她将这批知识分子对女子教育、女子选举权、男女平等的鼓吹，放置在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的坚船利炮下，放置在白种人把鼓励缠足、纳妾、寡妇殉葬等陋习的亚洲人贬为“野蛮人”和“半开化民族”的话语压力下，加以把握。

例如在《论女学》中，梁启超称“然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因为妇人不学，所以不能自养，所以“累男子也”，而要实现民富国强，则要妇人男子“各能自养”。也就是说，对女子应受教育的呼吁，通常是作为次级议题，被这些当时最为开明的男性知识分子，放置在天下存亡、民族自强、追赶欧美文明这一系列宏大目标之下，加以讨论。

何震批判道，这恰是因为“中国男子崇拜强权”，他们出于效仿一种新的文明规范的形象动机，以为禁止自己的妻女缠足，使之入学，授以知识，中外人士就会认他们为“文明”，即“男子因求名而解放女子”。

好巧不巧，虽然何震从来没有用上述逻辑批判过自己的丈夫，但给刘师培作传的人，用自己非常烂俗的笔法，帮忙反向证明了何震的批判，有着穿透历史的生命力和必要性。

更何况，在没有足够内情和史料支撑的情况下，后人揣测刘师培从激烈的无政府主义立场转向反动保皇的变节时，也许出于维护一代国学大师的人格整全，最经常性把“背叛革命”的账，算到何震头上。在这套叙事中，她的身后名是无辜读书人的“艳妻”，她“劫持君为端方所用”，她“通文翰而淫悍，能制其夫”（刘成禺）。

文献要一直看到这里，才明白为什么在写“何家有女初长成时”，一定会强调幼时何班“姿容端丽，举止娴雅……让光汉心醉神迷”。显然，要在一个容貌不佳长相平庸的女人身上，坐实“红颜祸水”人设，会让论证难度急速攀升。

这种借助小道消息和片面臆测，编排历史上本就少见的杰出女性，无视其思想遗产的价值潜力，硬要把何震塞入私人生活和婚姻的框架之内，给予其附属性定位的客体化叙事，充其量是一种不好笑的历史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