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老家吴江县同里镇，隶属苏州，地处江南水乡，据他所言，是个“绅士居住的好地方”。长于这里的费孝通，自小便浸润在那种江南士人的心态中。

在前現代社会，士绅阶层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他们介于官民之间，往往在参与地方自治与维系社会稳定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明末清初动荡之际，他们有人积极求变，但仍局限在从地方重建道统的桎梏中，在心态上仍不愿抛却往日的帝国荣光。

与他们一样，费孝通也是在断裂的时代进行书写。他的背后是辛亥革命的余烬，眼前是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如何认识这一切，如何解读这一切，最重要的是，如何给这一切交出自己的答案，带有士大夫责任感的他不能不面对。与此同时，他也是接受了先进理论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是走过新旧世界格局更替的亲历者。

从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开始接触到人类学起，费孝通的书写便是他的实践史。用费孝通自己的话来说，虽然加在他身上的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标签一直分不清，但他的研究工作具有明显的一贯性，即“社区研究”，他的研究目的也一直没变过，即“认识中国，改造中国”。

最初，确实是变动强势地挡在了他面前，但在他长久的学术生涯中，“从实求知”是不变的原则，只是囿于时代的影子，他难以从绅士的角色中彻底解放出来。

这不仅是费孝通面对的问题，在变与不变中求索，在东西方命题中碰撞，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宿命。

因此，在关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讨论中，不应该只围绕着他们的代表作进行赞颂。他们带来的启发，还包含着一种始终坚持与他者进行对话的精神。也正是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容置疑的距离，一代接一代的批判性继承才显得难能可贵。

最爱乡土志

吴江，隶属苏州，西濒太湖，南接浙江，自古以来便是文化的沃土，士人之风尤盛。到明清时期，吴江更是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结社活动的高地。著名的复社、慎交社，便是在这里成立的。

费孝通曾说过，“离开了士绅阶层就不容易理解中国的社会”。

费孝通的祖上曾是江南有名的名门望族，他的父母则是接受过西式教育的新一代知识分子。

父亲费璞安是一位清末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曾在中国第一个师范学堂任教。母亲杨纫兰则是一位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她创办了吴江县第一个蒙养院。费孝通在幼年时，就曾与哥哥、姐姐一起在蒙养院学习。

据费孝通回忆，他小时候最喜欢的课程是乡土志，所有功课唯有这一门考得好。有意思的是，当时的他因为年龄太小，虽然喜欢，但他还不大明白这三个字的意义，一直错将其叫作“香兔子”。

这颗“乡土”种子的发芽，大概是从他进入燕京大学与人类学结缘开始。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时期，也正因此，费孝通决定弃医从文。

1930—1933年，费孝通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恩师—吴文藻。那时的吴文藻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

“开风气，育人才”这六个字，是费孝通在纪念自己这位敬重的恩师时给出的评价。在那时，有感于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脱节的吴文藻，成为国内首个开始使用中文讲授“西洋社会思想史”的老师。是他明确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这一重要思想，也是他开始主张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发展中国社会学。

在那个时候，吴文藻积极邀请国外学者到燕京大学讲课。也是因为他的穿针引线，费孝通得以接触到对自己的学术道路影响深远的三位外国老师。

1932年，69岁的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Robert Park）走上了中国的讲堂，开课第一句话便是要教学生怎样写书。

据费孝通回忆，他小时候最喜欢的课程是乡土志，所有功课唯有这一门考得好。虽然喜欢，但他还不大明白这三个字的意义，一直错将其叫作“香兔子”。

在燕京大学，派克开设了“集合行为”和“研究指导”两门课程。重视实地调查的他，亲自带领学生去北平的“八大胡同”，去贫民窟，甚至去监狱。也是在这一过程中，费孝通与自己的同窗明白了什么是“社区研究”，在象牙塔的年轻学生终于推开了门见到了真实的生活。

后来，从燕大毕业的费孝通，在吴文藻的推荐下，开始在清华大学社会学部跟随俄国学者史禄国学习人类学。当时的史禄国，在清华只带费孝通这一个研究生，并为他制定了严苛的六年学习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