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秋，陶行知第一次走出国门。

启程前，他和百名同行的留学生一同接受“赴美培训”，学习西餐礼仪，诸如西餐的座席、进食的坐姿、取食面包的顺序、喝汤的方式、如何使用刀叉，等等。培训结束后，他整理行装，和大伙坐上“中国”号邮轮。

汽笛吹过，邮轮慢慢离开岸边。船上的日子喧嚣热闹。白天，他们掷绳圈、抛圆板，夜晚，他们弹琴歌唱。一日三餐大菜，三餐茶点，可是快活。

然而，陶行知心底深藏的记忆，并非这些轻松愉快的瞬间。

初次乘船远航，他对这个庞然大物充满好奇。他曾在课本上看到，轮船由蒸汽机推动，他便去机器轰鸣的机房看了看那蒸汽机。罢了，他又想看看那化作蒸汽烧滚的水，是用什么东西烧，又怎么个烧法。

谁想走下甲板，在煤火舱见到“几个赤膊的活人像天津鸭子在那儿烤着，烤出了一身的黑油！身上、脸上、手上黑得如同他们所烧的煤炭一般黑”。

与火夫们的第一次见面的印象，令他难以忘却。他将船底那火舱视作“人间地狱”，“乘长风破万里浪，代价是火夫们的泪与血”。彼时对工人的关怀，早已奠定了陶行知此后一生事业的基础。

陶行知的一生始终围绕“平民”二字“，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他将实用主义之风吹进中国传统教育，把个人命运与祖国相连，“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燃尽一生。

“我本是一个中国的平民”

陶行知曾两次易名。

出生时，家人为其取名陶文濬。“濬”同“浚”，秀才出身的父亲为子取此字，希望他大有所为。正如名字中所承载的期盼，陶文濬早早崭露学习天赋与远大志向。年少时，他曾在宿舍墙上写下：我是一個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

后来，因服膺王阳明“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的思想，他更名“知行”。后将其思想翻了个筋斗，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而改为“行知”。

1909年，陶行知弃医从文，考入金陵大学，开始广泛接触现代科学和人文思潮。他研究王阳明的学说，深读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论著，既博览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又醉心于近代科学技术与社会政治哲学。

当时，正值辛亥革命时期，惊涛骇浪已澎湃于全国。陶行知血气方刚，发起或组织各类演说会、运动会、展览会，以门票收入献出一片爱国赤诚。

然而，辫子剪了，衣服换了，革命的火花却未能点燃真正的民主共和。

先生们呐喊着，用辛辣的笔调唤醒麻木的国人。国家要自救，就得解放下层老百姓的思想。可彼时的中国，贫苦人民数量庞大，其中，文盲占绝大多数。

不识字，如何被字句感触，又怎能醒来？陶行知意识到，武力无法创造一个民主国家。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制的存在。

于是，教育救国的理念开始在这个少年身上生根发芽。

1917年秋，船体如剑劈波斩浪，陶行知带着一身学识从大洋彼岸归来。30岁未到，他便被聘为大学教授，后任教务科主任。

回国后，陶行知写了不少文章宣传导师杜威的教育理论，主张在教育中实行实用主义方法。后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添设教育专修科，开设了从国外引进的心理学、比较教育、教育社会学等课程。他担任的讲师的课程也逐渐增多。

身居高等学府，谈笑于鸿儒之间，陶行知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生活在底层的平民。用他的话说：“我本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生于清贫农家，陶行知深知下层百姓的不易与痛苦。他也曾饱尝失学之苦，半工半读，在各路贵人相助下才得以接受教育。他想要天下劳苦大众都能读书识字，无论是车夫、渔夫，还是要饭的孩子、饭馆的厨子。

他和朱其慧、晏阳初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办暑期学校，提倡男女同读，并以此为阵地，身体力行，深入工厂、学校、街头、监狱推行平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