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你爱法国吗？”法军营长问他的士兵。
“爱。”二等兵林加者答道。
“你爱中国吗？”
“爱。”
“假如法国与中国交战，你的枪口对准谁？”
“我投降。”他说着举起双手。
“为什么投降？”营长大为惊诧。
天底下哪有这种士兵？一提交战就投降，难道法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遭受的耻辱还不够吗？
“法国是生我的母亲，中国是养我的母亲。我不能向母亲开枪，只有举手投降。”
像林加者这样的生于法国、长在中国，有一半欧洲血统、一半中国血统的人都免不了被问类似问题。
“看球赛时，你是为法国队助威，还是为中国队呐喊？”有人问张达义。
“中国。首先我是中国人，然后才是法国人。有中国队的球赛，我喊：‘中国队加油！’有法国队的球赛，我喊：‘法国队加油！’中国队对法国队的话，我希望中国赢。”张达义毫不回避地说。
张达义有两个父亲、三个母亲：一个中国生父，一个法国养父；一个波兰裔法国生母，一个法国养母和一个中国养母。他生于法国巴黎，9岁回到温州丽岙，35岁回到法国，到底是什么让他打破情感平衡，做出如此选择？
张达义说，我身上有一半欧洲血统，一半中国血统。
我认为林加者和张达义是100%的温州人，他们的母语是“世上最难懂方言”——温州话。他们凭着“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在法国打出一片天地，成为有名的侨领。在他们身上有着温州人的胆大，不安分，敢為天下先；头脑灵活，有经商意识；抱团、仗义，敢为朋友两肋插刀，哪怕是竞争对手也能“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也有温州人的孝悌忠信，以及对根——家乡和国家深深的爱。
第一章 一个“杰让”和两个“大年”的父亲
一
1945年9月2日，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
10月9日，巴黎10区的圣路易医院传来“呜哇，呜哇”的啼哭声，哭声是那么响亮，那么理直气壮，似乎在向这刚走出苦难的世界宣布：“我来了！”
温州丽岙镇下呈村①的张月富的儿子出生了。喜得贵子本来就是可喜可贺的事，何况张月富四十有二才有后人，更是大喜过望了。中国农村有一说法，庄稼收成分大年小年，大年意味丰产丰收，硕果累累。也许张月富觉得仅有一个儿子不够，希望自己的女人莱奥卡迪·格兰德像片肥沃土地，多生育几个儿子，于是给儿子取名大年，即张大年。
在巴黎温州人的后代中，张大年不是第一个“大年”，在他出生的前一年已有了一个大年——邵大年，他是丽岙镇河头村邵炳柳的儿子。邵大年也许是巴黎温州人的第一个“大年”，起码是温州丽岙人生在巴黎的第一个“大年”。
张大年出生半年后，1946年4月8日，河头村林永迪的儿子出生了，这个孩子没叫“大年”，据法国巴黎警察局户籍卡记载：林扬·杰让，生母：戈凡·艾德蒙，生父：让奴。让奴是林永迪的法国名字。让奴给儿子申报户口时犯个小错误，本想给儿子取名林·杰让，却把自己中国名字的前两字的拼音填上了，还没填对，结果杰让就有了一个既不法国，也不中国的姓氏“林扬”。
在法国历史上占有统治地位的是天主教，天主教徒要为孩子选择一位教父和一位教母。假如孩子的父母发生意外，教父和教母有责任把他抚养成人。让奴和艾德蒙给杰让选择的教父是徐伯祥，他是林永迪的同乡好友，选择的教母是艾德蒙的姐姐。教父教母或许是艾德蒙的说法，温州人把宗教世俗化了，将教父教母称为干爹干妈。
让奴——林永迪是1937年到法国的。那年，17岁的林永迪怀揣借来的数百块银圆，和同村邵炳柳一起离开河头村，坐船到了上海②。在上海，他们从“黄牛”手里买了护照。对温州人来说，这是既驾轻就熟又人地生疏的羊肠小道，许多亲友都是从这条小道摸出去的。买卖真假护照已是“成熟产业”，卖的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买的也不觉得几十块或几百块银圆花得冤枉。温州“八山一水一分田”，人多地少③，无论多么勤奋都无法摆脱“火笼当棉袄，竹篾当灯草，番薯吃到老”④的日子，农民在绝望之下，宁可债台高筑也要出国去赚钱，这是改变他们生活的唯一指望。
他们在上海十六铺码头登上开往法国马赛的轮船。河头村侨史上第36位和第37位出国者就这样离开了祖国，他们比丽岙第一拨去法国的7人迟了8年，比最早到法国的温州人——占阿有晚49年⑤。他们出国那年，丽岙镇有11人出国⑥，其中10人去法国。几人与林永迪他们同行，已不得而知。
林永迪他们买的是最廉价的船票，位于底舱，没舷窗，犹如钻进浮游瓶，里边弥漫着昏暗灯光、呕吐物和排泄物的秽气。在大洋上漂泊40多天后，“浮游瓶”终于抵达了马赛。
林永迪的同乡，后来成为著名爱国侨领的任岩松也是这么出去的。任岩松比林永迪年长8岁，是丽岙任宅村人。结婚那年，任岩松欠下20块银圆的债，难以还上。隔壁村的表姐夫从法国回来，西装革履，像挖到一座金矿似的说：“法兰西的钱很好赚！”这句话为穷亲戚指明了方向——去法兰西，去赚那“很好赚”的钱。任岩松借了五百块银圆，告别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跟村里的几个穷哥们儿一起乘船到上海十六铺码头，买了护照和船票，坐船到马赛。那是1933年6月，任岩松21岁。
据《温州华侨史》⑦记载：1918年至1998年，温州出现过三次出国潮，第一次为1918年至1923年8月；第二次为1929年至1937年6月；第三次为1979年至1998年。按此说法，林永迪和邵炳柳是在第二次出国潮的集结号下出去的。第一次出国潮前，已有一批温州人去了欧洲。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两国在中国招募14万劳工，其中就有2000多温州人。一战结束后，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接见中国劳工时“表示愿意留在法国的，政府配赠住房，以供永久居住，如需就业就学，政府无条件协助辅导。另外，总统还颁发荣誉国民证，证上注明，如有任何困难，可直接觐见总统，可免费到政府各医院就医，可享受清贫救济”。⑧绝大多数中国劳工选择了回国，仅3000余人选择了留下，其中温州人居多。
林永迪出国那年，法国财政危机，工业衰退，工业总产值降到还不及德国一半。林永迪赶上这一经济寒流，生存更加艰难。在马赛，做了几年提篮小贩的叔叔先教他辨识1法郎、5法郎和10法郎钞票，再教他常用的法语，如“你好”“先生”“太太”“不贵”，最后，叔叔给他发了个“结业证”—— 装有领带、灯泡、花瓶和香水的小木箱。
林永迪背着“结业证”上路了。敲开第一户人家，他按叔叔教的第一招——把一只脚伸进门去，这样主人就关不上门了，“先生、太太，不贵，不贵。”门里一对中年法国夫妻瞪着蓝色的眼睛，一个劲地摇头摆手。叔叔教的第二招是从木箱里拿出能让对方感兴趣的东西，如领带、花瓶或香水，他却乱了阵脚，不知拿什么好……最后，收拾起失落和沮丧，又敲开第二家……
做小贩不容易，叔叔讲了个真实故事：法国人在礼拜天都想睡个懒觉，一大早就被“咚咚咚”敲门声惊醒，睡眼惺忪爬下床，打开门一看，一个小贩。他很不高兴，拒绝了。他回到卧室，爬回床上，刚入睡门又被敲响，开门一看，又来个小贩，法国人恼火地大吼一声：“不要，不要！”“嘭”一声把门关上。懒觉就这样让两个小贩搅了，他越想越来气，正憋一肚子火没地方撒呢，门又被敲响了，第三个小贩站在门外：“先生，不贵，不贵。”法国人被彻底激怒了，夺过小贩的小木箱扔去下。木箱“叽里哐啷”“叽里哐啷”滚下了台阶。灯泡、花瓶和香水瓶摔碎了，变成一地碎片，小贩放声大哭起来。
对他们这些人来说，倒霉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邹韬奋在《萍踪寄语》中写道：“这种小贩教育程度当然无可言，不懂话（指当地的外国语），不识字，不知道警察所的规章，动辄被外国的警察驱逐毒打，他们受着痛苦，还莫名其妙！当然更说不到有谁出来说话，有谁出来保护！”据统计，丽岙下呈村⑨90名旅欧华侨有80%的人被关过半个月以上⑩，最长的被关半年之久。
他们生活条件极差，大多挤在一间废弃的昏暗潮湿的仓库或车棚里，吃的是干面包加盐水。林永迪还不错，跟八九个同乡挤住在简陋小屋。他年纪最小，资历最浅，买菜做饭自然而然成了他的事儿。他们平日吃的是最廉价的碎米，菜以捡为主，偶尔会买点土豆。
“我们今天吃点好的。”一天，叔叔掏出点法郎对林永迪说。
他上街拎回一条鱿鱼。见有鱼吃了，沉闷的小屋仿佛从干燥严冬掉进生机勃勃的春天，骤然活跃起来。
“汤，多放一点啊。”一人过来，掀开锅盖，充满期待地说。
“盐，多加一点啊。”又一人过来，转一圈儿，闻闻味儿。
菜烧好了，出锅了，一人急吼吼伸出筷子夹一大块鱿鱼。
“你吃得那么凶？大家都没吃呢，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有人恼恨地说。
饭还没吃就吵起来。
二
“世上有那么多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酒馆，可她偏偏走进我这家。”111944年春天，法国女孩戈凡·艾德蒙就这么“偏偏”走进林永迪的皮件厂，闯进了他的视野。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旅法华人纷纷回国，有52位温州丽岙人没回去，滞留在了法国。他们从法国东南部重要港口城市马赛撤到首都巴黎。20世纪，海外华人靠“三把刀”打天下——一是菜刀，开中餐馆，被称为海外华人“第一职业”；二是剪刀，开服装店和皮件厂；三是剃刀，开理发店。在52位丽岙人中，有11人12在巴黎3区或4区开了餐馆或皮件厂。他们的皮件厂大多是小作坊，制作皮包、腰带和西方人穿背带裤用的背带。不愿担风险的温州人为他们打工，干一天活赚一天钱。
林永迪和徐伯祥在4区租了一间阁楼，买台缝纫机、打扣机和几把剪刀，皮件厂就开张了。皮包是常销品，皮带、背带是刚需，有需求就有生意，有生意就有钱赚。林永迪凭着温州人特有的灵活头脑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赚到了钱，从老板、剪裁、缝纫和销售“一担挑”13变成管理三五人的小老板。工人中有华人，也有法国人。
1940年6月，欧洲第一陆军——法军在惨败中投降，德军耀武扬威开进凯旋门。巴黎变得乌烟瘴气，埃菲尔铁塔和所有建筑物上飘动着令人压抑的黑白红卐旗。物资极度匮乏，食品凭票供应，一个月巴黎每人仅供应两枚鸡蛋、1盎司14食用油、2盎司人造黄油。肉更是少得可怜，有人开玩笑说，一张两指多宽的地铁票就可以把供应的肉包起来；还有人说，那张地铁票还得没检过，检过会打个孔，肉没准会从那孔中掉出去15。
温州人懂得如何占有更多的资源，尤其是不那么差钱的小老板们，他们像挤柠檬似的从钞票中挤出额外价值。法国人在面包店门前像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树枝，排着长队等候买黑面包时，温州人已买通面包房，将热气腾腾的、散发着麦香的白面包从后门拿走了；巴黎人凭票购买人造黄油和食用油时，温州人已从黑市拎回黄油、奶酪、巧克力和牛排。巴黎人为能吃到鸡蛋、鸡肉在阁楼、屋顶和放杂物的壁橱养鸡时，温州人已从乡下拎回了蛋和肉。
林永迪每个周末都会跑到郊区，高价从农民那里买鸡买鸭，有时还会跟别人合伙买头小猪，让农民给杀好，用报纸裹上塞进皮箱，乘坐地铁带回巴黎。这是有风险的，胆小懦弱的人是不敢干的，让纳粹的宪兵抓住，不仅要坐牢，还有可能丧命。有一次，不知是鸭子没包好，还是血没放尽，林永迪往回走时，血从皮包流出来，随着他的脚步一滴滴地滴在路上。一条瘦得像排骨似的狗跟在他身边舔着血迹，这可把他吓坏了，这要让纳粹宪兵看见就完了。他想把那狗轰走，狗却不屈不挠紧随其后。上了地铁，才把它甩掉。
不知法国女人是看好温州男人的精明能干，还是被他们锅里的食物所吸引，被冷落几年十几年的温州男人受到了青睐，不少法国姑娘和温州男人结婚。同一天有好几对，亲朋好友忙不开，只好让他们举办集体婚礼，十几位身穿洁白婚纱的法国新娘站成一排，争奇斗艳，身后是身着西装、头发光亮的十几位温州新郎，蔚为壮观。
丽岙任宅村的任岩松和茜梦南相爱了，茜梦南是在德军打过来时从诺曼底逃出来的女孩；河头村邵炳柳找到了雷蒙；后中村的张者洪娶了格兰德家的长女，她生于波兰偏僻落后的乡村，家乡被德军侵占，一家人逃亡到法国，没多久法国沦陷，无处可逃了，他们犹如秋天的落叶随风漂泊。张月富和张者洪是同乡，关系也不错，住得又不远，时常聚聚。张者洪的妻子见张月富人不错，把妹妹莱奥卡迪·格兰德介绍给了他。16岁的莱奥卡迪很漂亮，高鼻深目，双腿修长，妩媚动人，性格开朗、温柔又能干。年已不惑的张月富在法国漂泊了十个寒暑，最让他苦恼的是膝下无子。“不孝有三，無后为大。”还有什么比无后让温州人更加不能接受呢？
战争使得成千上万个法国家庭失去男人，女人不得不进工厂做工，养家糊口。艾德蒙家也是如此，她的到来让林永迪有机会发现法国女性的美。艾德蒙的确很美，浓密的头发，深邃的眼睛，挺拔的鼻子，圆润的下巴，线条优美的颈部，窈窕轻盈的身材。不知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是那不可抗拒的食物俘虏了艾德蒙的胃。每次从乡下回来，林永迪把买的猪肉或鸭肉放锅里煮熟，倒进缸里。吃饭时捞几块肉，或舀几勺凝在上边的白花花的荤油，分给工人。艾德蒙家难得吃到肉，她有时会把姐姐和弟弟领去解一下馋。林永迪知道她家生活的窘迫，时不时塞给她面包、黄油，甚至巴黎人难以吃到的牛排，让她带回去给家人吃。
条条大道通罗马，婚姻何尝不是如此？通往婚姻的路径比罗马要多得多，有明媒正娶的阳关道，也有像羊肠小道的私奔，还有像攀缘悬崖峭壁的生死恋，有阳谋也有阴谋，有爱得缠绵，也有强行占有。有时，爱情好似远在千山万水，遥不可及，结果山不转水转，猝不及防就出现你面前。林永迪和艾德蒙是怎么相爱的，已没人知晓，我们只能说“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接着有了杰让。
杰让出生半年后，传来一个男人和两个孩子的悲凄哭声，年仅19岁的格兰德过世了。这是一位整洁而要强的女性，生下女儿还没满月就边照看两个孩子，边操持家务，拎水洗衣服时导致出血，在医院抢救过来后，第二次拎水，这次没有救回来，失去性命。
张月富要去赚钱，没法照料两个孩子，何况一个刚满周岁，一个刚刚满月。他把女儿送到距巴黎300多公里的梅兹，让格兰德的母亲帮忙照顾；儿子怎么办？这是他的骨肉，传宗接代的希望，他咬了咬牙，送给93省巴尼奥雷市（Bagnolet）的一对法国夫妻收养。他们很不富裕，可是勤劳善良，丈夫Antolnd Vigier已53岁，每天推着手推车走街串巷拾废品；妻子Renèe Vigier，38岁，在一家工厂打工，他们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儿。
三
“回家啦，回家啦！”对羁留在法国的温州人来说，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呼喊，让人顷刻间泪流满面。
二战结束了，回家的航道通了。这些温州人出国目的明确——赚钱，赚到钱就回家买房置地，过好日子。哪怕像林永迪这样在巴黎拥有自己的工厂，有家有老婆孩子的温州人也不会忘记初心。他们背包罗伞地从法国各地赶往马赛，乘船归国。没有赚到钱的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同乡回去，在海外混了十几年总不能空着手回去，离家时亲友送了红包，回去总得回赠礼物吧？为出国欠债还没还清的就更不能回去了，债主盈门怎么办，怎么打发掉？
“赚点儿钱再回去吧，叶落总要归根的，不能客死他乡。”他们凄然一笑说道。
1947年春，林永迪领着妻子艾德蒙，抱着儿子杰让，登上回国的客轮，一起回国的还有杰让的干爹徐伯祥。艾德蒙已显怀，怀孕六七个月了。
1948年，在法国出生的第一个大年——邵大年也跟着父亲回来了，妈妈雷蒙和他的两个姐姐也跟了回来。
1954年9月，巴黎进入秋天，气温像从山坡滚落下来，每况日下，街道两边“行道树之王”——欧洲椴的树叶变黄了，不时有黄色心状的树叶打着旋儿飘落下来。
张大年的生父张月富来了，坐在客厅跟法国养父母说着话儿，他们三人的表情是9岁的大年描述不出来的。大年和养父母住在大巴黎93省的巴尼奥雷的简陋平房，房间不大，进门是客厅，左边厨房，里边卧室，穿过客厅是仓房，那是养父堆放废品的地方。仓房后边有厕所和菜地，地里的菜是养父母种的。
张月富像看庄稼长势似的过些日子就会来探望大年，逢年过节还把他接回巴黎住两天。张月富住的那条街又脏又乱，有很多阿拉伯人。张月富的住处比巴尼奥雷的家还要简陋，一张混杂着男人气息和浓郁烟味的床，一个不太整洁的厨房，没有厕所，解手要去公共厕所，在那幢楼里每层都有一个。他烟吸得很凶，一支接一支地吸，哪怕睡觉时嘴里也叼一支。他的被子被烧了一个又一个手指大的黑洞。
张月富对大年很好，领大年下中餐馆，吃中国菜，看中国电影，去见那些把号称世界公认最优美的法国话说得磕磕绊绊、半拉嗑叽的温州朋友。他跟别人合伙开一家礼品店，他们卖的礼品是皮包。礼品店的楼上有一家皮件厂，也是他们的，做的是店里卖的“礼品”。他负责送货，今天沃尔夫，明天波尔多，后天马赛，天南海北地奔波。他的客户遍及法国，都是在各地摆摊的华人，有些可能类似于林永迪当年做的小贩。
张月富要带大年去中国度假。中国给大年的印象不过是一把伞和两个字。那是一把油纸伞，画着鲜艳的花，很漂亮，法国是没有的，法国的伞是布做的。大年是在中国电影上看到的，好奇地问那是什么，张月富说那是伞，我们中国的伞，他记住了。父亲还说：“你是中国人。”在他读书的学校没有中国人。他跟同学说：“我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中国字怎么写？”同学认为他在吹牛。他长着一张西方的面孔，没有同学认为他是中国人。见张月富时，大年问他，他找了份中文报纸给大年看，还教大年两个字：“中国”。大年到学校写给同学看，他说，这是“China”。“这么难写啊！”他们惊叫起来，大年在他们的惊叫中感到了自豪。
不过，大年还不想去中国，养父告诉他，中国在很远很远的东方，那里很穷很穷，吃的鱼像木头板子似的又臭又硬。养父也没去过中国，服兵役时在越南驻扎过，那儿紧挨着中国。學校马上就开学了，大年想上学，不想度假。
不久前，他度过假。张月富领他去梅兹看望外婆和妹妹，那地方很远，他们坐四五个小时火车，又坐一小时汽车才到。大姨妈很喜欢他，领着他和妹妹，还有姨妈家的表弟罗兰和罗兰的妹妹去法国西部海滨度了一次假。大姨妈嫁的也是中国人，丽岙后中村的。
养母流着泪给大年穿上过节才能穿的西服和皮鞋。他们本来不同意大年去中国，或许意识到“度假”不过是借口，大年走了就回不来了。张月富带几个同乡来家劝养父母，张月富还发誓三个月后保证把大年完好无缺地送回来。或许彼此都生存于社会底层，有着不同寻常的同情与怜悯；或许养父母知道张月富已五十有一，他就这么一个儿子，他们答应了。
养父母是办过收养手续的，大年的户籍在他们家。他们视大年如己出，领大年上街时，他们总是理直气壮，不，豪情万丈地对别人说：“这是我的儿子！”八年来，大年已成了这个家不可或缺，不，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对他既宠爱有加，又管教严厉。他们不在家时，不许他到外边去玩。可是，对一个孩子来说家不过是吃饭睡觉的地方，怎么有外边精彩呢，外边才是他们的天地，有着不可抵挡的诱惑。
诱惑大年的有家门前的草坪，大男孩会在那儿踢足球，马戏团偶尔也会在那儿搭棚表演。大年是个活泼、调皮的淘小子，爸爸妈妈不在家他就偷偷跑出去玩。远远看见爸爸推着废品回来，他就赶紧跑回家。或许爸爸年老眼花，或许假装不知，总是笑呵呵地夸奖他一番，让他出去玩一会儿。妈妈很忙，起早贪黑地在工厂打工，礼拜天都不休息，大年上学大多是爸爸接送。
或许答应后就后悔了，妈妈在给大年穿鞋时，把他紧紧搂在怀里，悄声说：“大年，妈妈在你的鞋里放了法郎。到马赛你就想法逃跑，买张火车票回家。”
火车“呜呜”吼叫几声，像老牛上山似的呼哧带喘地跑了将近一天，在马赛站16停下。大年一上火车就开始想爸爸妈妈，想巴尼奥雷的家，想那片草坪了。终于到了马赛，可以逃跑了，他却发现鞋里的法郎不见了。在火车上，他怕法郎丢了，不时脱下鞋来看。看到了，心里踏实了，过一会儿心又悬起来，再脱鞋看，那几张法郎关系到他能不能回到巴尼奥雷的家，能不能见到养父母。他不知看了多少遍，它们像丢在储蓄罐里的零钱，老老实实藏在鞋子里，偏偏到了马赛就不见了。
丢在哪儿呢？他想不起来。
会不会被他拿走呢？他不敢问。
张月富在馬赛的朋友很多，都是温州人。他们轮番请张月富吃饭，说着大年听不懂的温州话，有时说着说着就潸然泪下了，哭得一塌糊涂，也不怕大年笑话。大年不愿跟他们在一起，太不好玩了。他要出去玩，张月富的三两个朋友会紧紧跟着，似乎怕他跑掉。
他们在马赛等了数日，可以登船了，张月富长舒口气，志得意满地牵着大年的小手登上轮船。哇，这船太大了，大年叠过无数小纸船，还没见过真正的轮船。他兴奋地跑上跑下，东看看，西看看。孩子的好奇心就像大海，无风三尺浪，有风浪滔天，大年玩得开心极了，在甲板上跑着跳着，喊着叫着，终于跑累了，也喊乏了，突然想起养父母的话：“千万不要上轮船，不要坐船离开马赛，离开马赛你就找不回家了！”他慌忙寻找舷梯要下船，却发现码头的影子比指头还小，船行驶在一片汪洋之中……
第二章 家乡让漂泊已久的游子找到种子入土的感觉
一
1947年7月，艾德蒙在温州生下女儿林美香。林扬·杰让已按林家的家谱改名为林加长。在温州话中“长”与“者”谐音，后来办护照时被误写成“林加者”，他没改回来，随遇而安地成为林加者。
家乡也许让漂泊已久的游子找到种子入土的感觉，林永迪想像家门口的榕树那样在这片土地上地老天荒，不再离去了。他把带回来的钱全部拿了出来，在家乡河头村置地建房，在温州小南门的米筛巷跟朋友合开一家印染坊，在旁边建了三幢房子，仨股东一人一幢。
艾德蒙生下女儿后，印染坊经营不善，关门大吉，林永迪卖掉米筛巷的房子，举家搬回河头村。河头村在丽岙的南部，西邻后中村，北连下呈村，南接五社村，因洪殿溪自西向东穿村而过，村位于河口，取名为河头村。艾德蒙在乡下跟妯娌学会了“吃饱了吗”“好吃吗”“再吃点”等日常温州话。
可是，她很孤独，也很寂寞，林永迪法语不好，她会的温州话十分有限，夫妻沟通有障碍，尤其在表达细腻情感或复杂问题时，即便辅以肢体语言也讲不清楚。不过，在她的心里，这个比她大8岁的男人是可靠的，待她是很好的，从不跟她吵架。在中国人心目中，男人是山，女人是水，水要绕山流，山不会围着水转。或许21岁的艾德蒙已开始接受这种观念了，或许她的原生家庭也是如此。人是强大的，也是渺小的，有时随便一场风就会把人吹离原有轨道，不知坠落何处。1949年的一天，艾德蒙突然接到法国领事馆的撤侨通知，要求在华的法国公民离境归国。
艾德蒙看了看怀里的孩子，又看了看丈夫，彻底蒙了。
是走是留，艾德蒙想从丈夫的脸上觅到答案，她希望的是夫妻一起走。或许她知道他不想走，这是他的家乡，人只有待在家乡才是舒展的，才会如鱼得水、自由自在，想做什么做什么，才会笑得像温州茶花那么粲然。他去了法国就像她在温州一样，生活像井，天地被裁剪得很小。另外，他在法国16年的血汗都已变成了不动产——房子和田地，这是没法带走的。还有，他想跟她走就走得了吗？她要搭乘的是法国政府接侨船，他是中国人，上得了船吗？他回国时买的是单程票，在中国待了两年多，法国居留证已失效。
一家人都不走，守在一起呢？或许她希望他还能像相识时那样，像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把她和孩子命运的小船拴在自己的身上。他却让她失望了。按中国的说法“三十而立”，再过一年他就“而立”了，可是在这传统的大家庭，有父母在儿子就别想“立”起来，何况他排行老二，上有兄长。长兄如父，他什么时候“立”得起来呢。
他在村里建的两幢小洋楼，三兄弟平分了；置办的60亩地，留给父母和祖父母几亩后，三兄弟也平分了。“为什么呢？”来自法兰西的戈凡·艾德蒙搞不明白了，瞪着蓝色的眼睛望着丈夫。他告诉她，当年出国的钱是家里借的，那是一笔家债，那么他在法国赚的钱也就不是“私产”了，要跟兄弟平分。她也许想房子和地是身外之物，分就分了吧，丈夫是她的，总不会跟他们平分吧？
出乎意料的是他告诉她，家里决定让她带孩子回国，他留下。为什么？她又搞不明白了，你是我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你应该属于我们，我们才是一家人，怎么能为那个大家庭留下？
不，不，这是中国，我和孩子都属于这个家，一切都要听从父母的。
艾德蒙没辙了，这是中国，这是温州，这是丽岙，他们要按这里的规矩办，这该死的规矩！她无可奈何地跟丈夫抱着孩子到温州拍全家福，作为离别纪念。长发披肩的戈凡·艾德蒙身着带有树叶图案的连衣裙，深凹的眼窝，隆起的鼻梁，嘴角微微上翘，苦涩而无奈地笑着。林永迪的白短袖衬衫扎在腰带里，下穿浅色西裤，也许清楚这场结局，生离死别似的板着面孔。他们3岁的儿子杰让像洋娃娃似的梳着小分头，穿着像连衣裙似的短袖连体衣裤，脚穿带毛边的小皮鞋，垂着两只小手，站在紧靠父亲的高凳上，睁着像母亲似的大眼睛望着镜头。两岁的林美香刚会走，穿着布娃娃似的连衣裙，端着两只小胳膊，叉着两只小脚，站在靠着妈妈的高凳上。
初春的上海，草木焕发出勃勃生机，草绿了，树枝吐出鹅黄嫩叶，大街小巷的行人脱去笨重、呆板的冬装，像从冬眠的洞穴钻出来，变得灵动起来。
十六铺码头旁，艾德蒙紧紧地抱着儿子，用水汪汪的蓝眼睛瞪着丈夫，气恼地说：“你不是说好让两个孩子跟我一起走，为什么又变了？”
“杰让是长子，我父亲要把他留下，我有什么办法呢？再说，你带两个孩子回去也很辛苦，不如带女儿先走，等我说服了父亲就带儿子去法国找你。”
或许这是早已作出的决定，只是艾德蒙不知道罢了。林永迪那天还特意让杰让和美香拍张兄妹分别照，美香坐在前边台阶上，杰让坐在妹妹的身后，他们还懵懵懂懂，不知道拍完这张照片后就要分离。
或许艾德蒙信了，或许不信，可是事到如今，信与不信有什么两样呢？用丈夫的话说，这是中国，这是温州，这是丽岙，这是河头村。去他的规矩！艾德蒙抱起儿子亲了又亲，泪水像断线珍珠似的流下，不知下多大的狠心才把儿子交给丈夫，抱起女儿，拎着箱子，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轮船。妈妈不见了，杰让大哭起来，林永迪也流下眼泪，艾德蒙是他的结发之妻，还有她怀里抱着他的女儿美香。
一家人像剥皮鸡蛋，被命运细线一剖为二，一半留中国，一半去法国，不知何时团聚，团聚时还会是一家人吗？或许戈凡·艾德蒙没想到这一点，林永迪却十分清楚，这一别就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不仅艾德蒙走了，那些跟中国男人回来的法国女人几乎都走了，她们的丈夫留下了。邵炳柳的妻子雷蒙也带着女儿走了，留下生在巴黎的第一个大年——邵大年。
温州解放了，林永迪为印染坊的倒闭、河头村的房子和土地分给兄弟而庆幸，土改时他家被定为富裕中农。他父亲百思不解：“奇了怪啊，我们家好歹也有50多亩地、两幢房子，怎么连个地主都没轮上？地主轮不上也就算了，起码富农得给吧？”
是啊，他苦苦盼了一辈子，总算有了两幢房子、50多亩土地，挤进地主、富农之列，怎么又被挤出来了呢？他心有不甘。接着，河头村走上合作化道路，土地归了集体，林永迪下地种田了，读过书的邵炳柳当上小学教师。
艾德蒙走后不到半年，林永迪就再婚了。女方家距河头村不足5公里，是比较富裕的农家女儿，她没读过书，也不认识字。
“她家有好几十亩地，有5间像我老房子一样的房子，（当时）我的后母20来岁，还没嫁（过）人，脾气有点儿坏，手脚有点笨，不大聪明。”70多年后提起后母17，林加者说道。
邵炳柳也再婚了，娶的也是温州人。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对跨国婚姻是排斥的，尤其是温州地区，他们的择偶对象首选温州人。林永迪他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同法国女人结婚也是无奈之举，不得已而为之。归国了，像被石头压歪的小树遇到阳光，会自然矫正。
二
下呈河上有一简陋码头，码头对面是幢低矮平房，坐西朝东，三间。
丽岙不通公路，确切说连一寸公路也没有。丽岙人出行一是靠脚，步行；二是靠水，坐船。河道在丽岙乃至温州许多乡镇相当于公路，你要去温州吗？要去瑞安吗？或自己划船，或搭别人船。房前有条河，河边有个码头，那就相当于70年后的公交站或地铁站。
张大年和张月富乘坐的轮船驶过苏伊士运河，看到一艘艘在二战中被炸沉的舰船，看到无际的沙漠，也看见奔跑的野骆驼；轮船驶过开罗，驶过中东，驶过印度洋，驶过新加坡、越南，经历翻江倒海的台风，28天后抵达了香港。大年绝望了，他知道自己像法国父母说的，再也回不到巴尼奥雷的家，见不到养父母了。他很伤心，想流眼泪，又怕被阿爸看到，只好憋了回去。
现在，他只有死心塌地地跟阿爸走，生怕被丢了。他们父子从深圳到广州、金华，一路舟车劳顿，最后抵达温州。划着小木船接他们的是个30来岁的男人，阿爸让他叫哥哥。哥哥划了四个多小时，船漂到丽岙，阿爸长舒口气，好似那口气是从巴黎、从马赛带回来的。船进下呈村时，大年算了一下，离开马赛已45天。
从温州回丽岙时天下著雨，河两岸的树木、庄稼和房子都被浇得湿淋淋的。下船时，穿着小西装和小皮鞋的大年望着泥泞的、汪着水洼的小道蒙了，这可怎么走？哥哥善解人意地弯下腰，把他背进了家。
“怎么这么黑，还潮乎乎的。”
那房子又老又破，没有木地板，是泥土地面，很潮湿。
“习惯就好了。”张月富说道。
灯点着了，这是什么灯？一根棉绳像虫子似的躺在小碟里，探个头儿，吐出豌豆大小的光亮。那光亮很不安分，上下跳动着，左右摇摆着，有点风就把它吓得要趴回碟里。它的光线很昏暗，却把人影投射到墙上，像童话里的巨人。
灯下有个女人，长长脸，瘦瘦的，好像比养母还老。
张月富让他叫妈妈。他叫了一声。在他的心目中妈妈就是管他吃饭穿衣，对他很好的女人，像阿姨一样，可以有很多。
这个妈妈说什么，大年听不懂；大年说什么，这个妈妈也听不明白，得张月富给他们翻译，到底是这个妈妈说的，还是阿爸说的，大年不知道。
妈妈好像特别欢迎他们的到来，烧很多菜，满满一大桌，有的大年跟阿爸在中餐馆吃过，有的没有。最吸引大年的是那盘海蜇，很脆，嚼着咔哧咔哧响。大年爱吃，也就不想吃别的，把海蜇当饭吃了。
家里有两个房间，一个厨房。一间是哥哥一家的，一间是妈妈的。他和阿爸住在妈妈的房间里，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他睡中间，他们睡两边。他躺在床上，往这边一翻身，看到的是阿爸，往那边一翻身，看到的是这个妈妈，很有意思。在巴尼奥雷，养父母睡在房间，大年睡在客厅，有张小床，那是他的。
过后，大年才知道这个妈妈是阿爸的原配。这个妈妈比他的生母莱奥卡迪·格兰德还要命苦，6岁就没了母亲，跟着仅有一只眼睛的父亲做小生意，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她长大后嫁给阿爸，生了个儿子。1934年，阿爸丢下他们母子，和同乡去了法国。在乡下，男人就是顶梁柱，没了男人家就塌了。为了生存，妈妈像她父亲似的做起小生意，卖螺蛳肉、南瓜子和鸡蛋。她不识字，却极其聪明，16两1斤的秤，1斤8两多少钱，许多人算不上来，她却能马上说出来。
儿子一天天长大，能帮她做事了，却掉进河里淹死了。相依为命的儿子没了，她像失去根系的秧苗一夜间就枯萎了，她不吃不喝，想到另一个世界去陪伴儿子。村里人劝说不了，只能陪着落泪。她的姐姐和姐夫来了，还领来了自己儿子，说过继给她。这个孩子就是哥哥张荫旺，他原来的家在温州梧田镇蟠凤村，过去叫苏荫旺。
哥哥在原来的家里排行老二，下边还有三个弟弟，上边有个哥哥叫苏荫生，16岁那年去了法国，跟阿爸脚前脚后。
哥哥读完小学就跟妈妈做生意了。妈妈在家把螺蛳肉挑出来，哥哥挑到瑞安陶山去卖。陶山离家很远，哥哥挑担走两个多小时，要翻过一座山才能到。为赶早卖掉，哥哥凌晨四点起床，挑担出门。回来时已是掌灯时分了。
土改时，哥哥出身贫苦，又为人可靠，还識文断字，被选为下呈村村长，那年才23岁。阿爸和大年回来时，哥哥已调任丽岙信用社副主任，成了国家干部。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家，大年跟妈妈叫“妈妈”，称阿爸为“阿爸”；哥哥称妈妈“阿姨”，称阿爸是“阿爹”。对大年来说，阿爸是亲爸，妈妈不是亲妈妈，哥哥也不是亲哥哥。
这个家有点儿沉闷，阿爸和妈妈都少言寡语，笑容像清明的阳光，难得一见。家里最欢快的是哥哥刚满一周岁的女儿秀燕。大年想念养父母，想念巴尼奥雷的家，想念门前那片草坪，想念用清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马路。那马路是柏油的，每当环卫工人用清水冲洗柏油路时，大年就和小伙伴把叠好的小船放在水里跟着跑。
丽岙的孩子连柏油路什么样都不知道，这里只有“水泥路”，下场雨一片泥泞，孩子上学用草绳在鞋底绑块砖头，拽着绳头往学校挪。夜晚，巴黎巴尼奥雷的灯光比星星还亮，丽岙却像掉进万丈深渊，漆黑和寂静无边无际。这里的人连钟表都不认识，只知道天亮是卯时，接着是辰时、巳时、午时，天黑就是酉时，这是什么鬼地方？
“你为什么非要把我带到这里来？”他问阿爸。
阿爸说：“你已经9岁了，再过几年就要服兵役，法国在跟阿尔及利亚打仗，当兵回得来回不来，谁说得清楚呢？我要把你带回来传宗接代。”
阿爸在海外漂泊十几年，仍然是传统的、100%的温州人。他想让大年像地瓜似的在家乡繁衍一大群后代。不过阿爸法语不好，大年又小，对阿爸的话听不大懂。另外，世上没人会把自己所思所想和盘告诉别人，兄弟间不能，父子间也不能。阿爸已到落叶归根的年纪，他怎么能把为自己养老送终的儿子留在法国？
阿爸还说，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变成一个不会讲中国话的、纯粹的法国人。他说他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不想再失去这个儿子。
当林加者穿着带补丁的衣服，背着书包上学，拎着镰刀和小伙伴上山割草时，隔壁村的张大年正穿着潇洒的背带裤、锃亮的小皮鞋，腕上还戴一块亮晶晶的手表，在下呈村孤独一人，优哉游哉转悠着。手表是养母给买的，也是他最喜爱的。在法国读书时，班级的同学也没戴表的。村里的孩子又跟过来，在他的身后喊着：“小番人”18“外国人”。他转身以唾沫还击。“冲突升级”了，他便掏出一把从法国带回来的野餐刀一通狂舞，那群孩子吓得一哄而散。他收起刀还没走几步，后边又喊起来：“小番人，小番人！”偶尔还会有几句他听不懂的丽岙“乡骂”。
大年对他们是不屑一顾的，看看他们穿着破衫褴褛，鞋露脚趾，跟法国乞丐似的，他们有啥，会玩啥？是泥巴，“跳房子”“挤油渣”19“石头剪刀布”。大年玩的是啥？除法式野餐刀外，他还有他们没见过的小船儿，那也是他从法国带回来的，上紧发条可以魔幻般地在门前跑好几圈儿。
丽岙好像是另一个星球，既让大年孤独、寂寞和烦闷，偶尔也会给他以惊喜。丽岙的房子是一块块石头垒起来的，这是巴尼奥雷没有的。乡下没有电，没有收音机，也没有影剧院，村里有个小卖店，晚上人们聚集在那里，聊天、讲故事，好不热闹。在法国时，大年在家洗澡，在丽岙可以到家门前的河里去洗，阿爸还教会了他游泳。侄女秀燕过周岁生日时，她的外婆送她一头小牛，那可不是玩具，是会吃草、会拉牛粪的小牛。秀燕对小牛不大感冒，大年却喜欢得不得了，天天赶牛上山吃草。乡下最热闹的莫过于过年，村里要做戏，小孩穿新衣，谁家年糕出锅了，一群孩子围过去，主人就笑呵呵地给每个孩子分一小块，那可太好吃了。
阿爸到家很忙，十里八村的乡亲找上门来，有打听家人在法国的情况的，有来取钱的。原来阿爸回国前把认识的人问个遍，要不要捎个口信，要不要给家里捎钱。他们捎的钱都不多，最多100美元，最少两美元。那位老华侨还特意叮嘱：给老婆1美元，儿子和女儿各0.5美元。阿爸回到温州，要去中国银行把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和外汇券，然后再分发给他们的家人。温州交通落后，许多地方不通车，那时又没电话，只有托人捎话让他们的家人过来取。
阿爸请来一位老先生，教大年汉字和温州话。老先生教他的第一个词是“飞机”。那天，大年在外边玩时，突然看到天上有架飞机，他就跟着跑起来，边跑边喊：
“飞机来了，飞机来了，我要回法国去了！”
回国后的第二年春天，阿爸把大年送到下呈村小，插班读一年级，从第二册课本学起。
这是什么学校啊？上课在郑氏祠堂，黑板不像黑板，桌椅板凳破破烂烂，千奇百怪，学校还没操场，全校仅三四个老师。课堂上，老师讲什么大年听不懂。他听了一节又一节，厌烦了，在本子上胡乱涂起来。
期末考试，大年的算术得100分，语文0分。大年越来越怀念法国的蒙特维尔维尤尔小学了，那里有宽敞明亮的教室，有整齐的书桌和椅子，有真正的黑板，还有講课他能听得懂的老师。在那所学校，大年每次月考都是全班第一，考第二的同学总是第二。大年患阑尾炎住院手术那个月考了第二，“第二”考了第一。到下个月，大年就“拨乱反正”，夺回了第一，“第二”继续第二。学年考试，大年还是第一，为此学校还奖励一本童书。现在自己被阿爸“绑架”到丽岙，“第二”可能老是第一了。自己在这么个破学校，只有二三十人的班级连“第二”都当不成了。
在上世纪50年代的温州乡村，七八岁的孩子已算是半劳力了，要帮助妈妈带弟弟妹妹和做家务，还要放牛放猪，下田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他们白天不能上学，老师只得晚上给他们补课。大年白天上学，晚上没什么事儿也去听课。课上多了，慢慢地温州话他听得懂了，也就会说了，课本的方块字也变得友好起来。第三学期的期末考试，大年的算术还是100分，语文考了80多分。
大年渐渐熟悉下呈村的生活，跟妈妈、哥哥也越来越亲近了。他们待他很好，他下雨天嫌村路泥泞，哥哥就背着他满村转悠。妈妈见他的西装小了，就起早贪黑纺纱织布，请裁缝来给他做套西服。妈妈知道他爱吃水果，每次买菜都会特意买点水果给他吃。一次，他感冒了，发高烧，妈妈一夜没睡，坐在床边照顾他。他不会温州话，妈妈跟他学法语，他教她内裤、衬衫、筷子怎么说，从1到100的数字怎么读，手表怎么看，太阳出来时，他给妈妈看看手表，太阳落山时，他再给妈妈看看，慢慢妈妈就学会了看钟表。妈妈的记忆力很好，几十年后，大年带孙子从法国回来，她还能跟重孙子讲几句法语。
妈妈很擅长理家，把日子打理得很好，村里分的口粮，邻居没过几个月就缺米少油了，端盆拎瓶到他家来借了。他们家什么都没缺过，也没断过。妈妈跟大年常说的一句话：精打细算。妈妈还有一手好厨艺，做的饭菜别具风味。大年最爱吃的是妈妈做的炒米粉，那就是妈妈做的味道，百吃不厌。大年也爱吃妈妈做的米糕。每当妈妈做米糕时，邻里十几个孩子像一群蜜蜂似的跑过来，围绕灶台看。米糕下锅了，热气冒出来，他们眯缝着眼睛，像馋猫似的嗅着香味。米糕出锅了，妈妈给每个孩子都分一点儿。那群孩子嘴里吃着米糕，开心地跑开了。
妈妈做过生意，见多识广，有人请戏班子在祠堂做戏，那边锣鼓一响，她就知道今晚演的什么戏。没戏的夜晚，妈妈就是村里的核心人物，乡亲搬着板凳坐在她的身边，听她讲故事，让她出个谜语给大家猜。妈妈心里像有个魔盒，藏有许多财富。有时，妈妈出的谜语乡亲猜好几天都猜不到。
三
下呈村小仅有两三个班，张大年升入三年级后就转到河头村小学就读了。那所学校也没有校舍，在娘娘宫上课。张大年已适应丽岙乡下生活，变得越来越像当地孩子了，不变的只是他那张脸。
河头村小学本该还有两个混血儿，一是林加者，二是在巴黎出生的第一个大年——邵大年。他们住得不远，张大年在道上见过他们，没说过话。张大年上三年级时，林加者应该上四年级，邵大年应该五年级或六年级。可是，他们都没有张大年幸运，辍学了。
邵炳柳夫妻是教师，说学生遍天下有点夸张，说遍瑞安还是成立的。邵炳柳从瑞安仙岩鱼潭小学教到塘下小学，又从梓岙中心小学教到丽岙中学，由普通教师升到校长，还被选为浙江省人大代表和浙江省侨联委员、全国先进侨务工作者，事业上算是成功人士，遗憾的是儿子邵大年只读了两年书，近乎半文盲20。
邵炳柳再婚后，又生两儿三女。孩子多，收入少，日子过得窘迫。他也不容易，既要忙事业，要管家里五个小的，或许没有时间和精力管邵大年，就把他送到祖母身边。邵大年相貌比张大年还“西化”，可能让祖母难以认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位浙南农村老媪领一个有着欧洲人面孔的孙子，或许感到有点见不得人。或许邵大年过于顽皮，总惹祖母生气，经常挨祖母的打骂21。又或许邵大年是家里老大，应该为家里分担点儿，于是早早就辍学下田了。
林加者也是如此，他7岁上学，他的相貌不像两个大年那么“西化”，不怎么引人注目，也许他平时比较老实听话，不像邵大年那么顽皮，学校和村里都没人喊他“小番人”“外国佬”。不过，他活得也很辛苦，很不如意。家里楼上楼下多个房间，父亲和后母，还有弟弟妹妹都住在朝阳的房间，只有他住在朝北的房间，窗对着牛棚猪圈，春、夏、秋满屋是牛屎猪粪味儿；冬天屋里阴冷潮湿，冻得他瑟瑟发抖。
他放学回家时，已有一大堆活儿排队等他了，要割猪草，要放牛，要喂鸡喂鸭。他年纪稍大一点儿就下地干活了，插秧车水22，什么活儿都干。车水时，父亲出头档，他出二档，他的个子小，脑袋刚过横杆，车起来特别卖力。他放学后没时间温习功课和写作业，上课还想着家里的活儿，学习成绩不大好。小学三年级刚读完一个学期，就回家务农了，那年他刚10岁。
1958年8月，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全国掀起成立人民公社的热潮，接着农村办起大食堂，农民吃上“大锅饭”。据国家统计局统计，那年全国农村先后办39.9万个公共食堂，让4亿人吃上“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可以“放开肚皮吃饭”，有的地方不到3个月就吃光一年的口粮。河头村的头儿有头脑，没让村民放开肚皮吃，而是每家每户按定量打饭。
家里兄弟姐妹五个都在长身体，每人的饭量都不小，尤其是下地干活的林加者，放开肚皮吃的话一顿要吃好几碗饭。后母怕他吃多了，四个小的吃不饱，想把他从家里分出去。父亲不同意，把一个12岁的孩子从家里分出去，不让乡邻耻笑？为此夫妻天天吵架。
夫妻冲突中，往往丈夫有能，妻子有耐，丈夫耗不住只得妥协。林加者还是从家里分了出去，每顿饭都要自己打。他的定量每天12两稀饭，这哪里吃得饱？他还要下地，干的都是体力活儿。秋天，全国大炼钢铁，生产队壮劳力都去炼钢铁了，秋忙时他要顶壮劳力用。干活他不怕，挨饿受不了，刚吃一碗稀饭，到地里不到一两个小时就消化了，饿得心慌冒汗，浑身绵软无力。
每次敲钟开饭，妇女和孩子就跑去排队打饭，他从地里回来时，饭也凉了。在食堂打饭的婶婶知道他家的情况，十分同情他，常常捞一大勺稠粥倒进他的碗里。
“哇，这一勺可太好了，可能6两都不止。”他欣喜地说。
同龄人犹如乘坐同列火车，差别不过车厢与座席不同而已。林加者吃“大锅饭”时，张大年也吃大食堂。下呈村办三个食堂，早上吹号开饭，随便去哪个食堂吃都行。饭后下田的下田，上学的上学。
林加者忙着种田和干家务活儿时，大年也很繁忙。可以说那是个繁忙的大年，要忙的事情多着呢，“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大炼钢铁，“一天等于二十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亩产三万斤”，工业、农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有这么多的大事儿，全国人民哪个不忙？大年在乐队打大鼓，在宣传队画板报，胜利就要庆祝，大年他们就要上街，打着大鼓“咚咚咚，咚咚咚”。
有一次，大年他们敲锣打鼓从丽岙出发，到仙岩、塘下，走了一整天。回来后，他累得筋疲力尽，还要出黑板报，要“超英赶美”，要画“庄稼人坐在玉米堆上蓝天”……接下来，学校要求学生拾粪，支援农业生产，每人每周交一筐牛粪，大年又拎着粪筐去拾粪。
这年，大年的阿爸出国了。他已五十有五了，已到了落叶归根之年，为什么还要出国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温州市第一位归国华侨，他受到各级组织的重视，先后当选为瑞安县政协委员、温州地区政协委员和浙江省政协委员。
原因很简单，阿爸带回来的钱花光了，他到家的第二年建两处“房子”，一是把家里的平房拆掉建了二层小楼，二是在下呈的山上买块地，给自己建个坟地，待百年之后入住。丽岙通公路后，隔三岔五会有一两辆汽车驶过，乡下人没见过汽车，纷纷跑到马路边看看新奇。
阿爸发现了商机，既然他们这么喜欢新奇，为何不开家租车铺呢？他从温州买回几辆二手自行车，做起租车生意，租用一天车收费1毛钱。这相当于后来的共享单车，不过他超前半个多世纪。
对此，大年开心了，选辆小型自行车骑上去。乡下孩子没见过自行车，跟在他的车后跑。大人看了纷纷说：“哎呀，这个外国孩子真了不起，骑这么个东西还跑得那么快。”
阿爸投资却失败了，熟人租车多半不给钱，好奇的人不会骑车，把车推走了，扛着送回来，摔坏了。他又不会修，请修车师傅要花钱，结果不但没赚到钱还赔了，不得不把租车铺兑给了修车师傅。
养老钱差不多折腾没了，他也步入老年23，下地种田干不动，儿子还没长大成人，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他想来想去还得出国赚钱。可是，他的法国居留证过期了，怎么出去呢，难道还要偷渡？有位同乡从法国回来，不打算再去了，“我的护照卖给你吧。”阿爸惊喜不已，更让他惊喜的是那人叫张日富，跟他的张月富仅差一字。最后，阿爸花100美元，买下了那本护照。
“你要不要跟你阿爸去法国？”有人问大年。
“我在这里好好的，为什么要去法国？”大年生气了。
他已不是那个做梦都想回法国的9岁孩子了，已成长为地道的丽岙少年、温州少年了。
“妈妈对我很好，哥哥对我也很好，他们都很爱我，我为什么要回去？”
大年已学会数百个汉语常用字，温州话讲得很地道，老师和同学也都喜欢他。小学二年级时，他加入少年先锋队，当上小队长。三年级时，他当上中队长，由“一道杠”升为“两道杠”，后来又当上大队长，“两道杠”升为“三道杠”，放学前，他要组织同学排队，有时还会像老师似的讲几句。读四年级时，他跳级到五年级，离开河头村小学，到叶宅村小学去读书了。
一天，家里收到一个邮包，写的是大年的名字。谁会给他寄包裹呢？拆开一看是几本法文版的《米老鼠》。他高兴得跳起来，这是法国养父母寄来的。他查看一下邮戳，是6个月前寄出的。他捧着那几本书想念起远在法国的养父母，想起四五岁时，二战后的法国生活条件较差，养父母家连大木桶也没有，法国养母只好用水壶温好水，举着水壶为他冲澡。五六岁时，他染上麻疹，高烧不退，养父半夜三更请医生。听医生说物理降温好，养母每隔一小时给他洗一次澡。洗完澡后，养母就用被子把他裹起来抱在怀里。还有患阑尾炎住院那次，医生说术后不能吃东西，养母怕他晚上饿就买根香肠，偷偷塞到他枕头底下，小声说：“饿了就吃，别让医生看见。”
几天后，他发现寄书的包装纸不见了。他问阿爸，阿爸说不知道，问阿爸法国养父母的地址，阿爸也说不知道。有人从法国回来，他跑去打听养父母的住址和近况，得到的答复一致：“听说你在法国被一对老夫妇领养过，他们住哪儿不清楚。”
更让他震惊的是《米老鼠》上的法文他已不认识了，每个句子都能读出来，什么意思却不知道。刚从法国回来时，阿爸带他去过隔壁茶堂村，那里有家中药铺，店主阿李是从法国回来的，法语说得不错，还会打法国扑克。他每次过去都跟阿李打几把扑克。后来，他温州话会讲了，就不去找阿李玩了，有时见面也不说法语，改说温州话了。
有一天，一位法国女士登门拜访。她嫁给了丽岙人，在丽岙很寂寞。从法国回来的华僑大多像她丈夫那样只会说“吃了吗”“好吃吗”“吃没吃饱”“要不要再吃点”之类的简单会话，没法满足她精神上的需求。
听说下呈村有个孩子法语说得很流利，她特意过来聊天。她给他一粒糖，大年剥开后放进嘴里，这味道让他想起法国，往事像一群水鸟栖落心头。
她说了一句轻盈柔和，轻颤似琵琶轻弹的法语。
他一下愣住了，莫名其妙地望着她。
“她问你好不好吃。”跟她来的小男孩说。
“哦，好吃，好吃。这糖我在法国吃过。”他说的是温州话。
她失望了，他也失望了。她为他听不懂法语而失望，他是对自己失望，没想到9岁时的母语却像满满的一桶水，不知不觉就蒸发掉了。尴尬和失望，还有那颗糖的味道，他60多年都没忘。
张月富上路了，妈妈、哥哥和一群亲友把他送到汽车站。阿爸上车时，许多亲友都哭了，或许为张月富在叶落归根之年离乡背井去海外；或许想到这一别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了。大年却一滴眼泪也没掉。
张月富到法国后重操旧业，跟同乡合办一个皮件作坊，可是没干多久他就放弃了。他发现自己眼花了，手也不灵活了，做起来很吃力。他转辗到荷兰，在一家餐馆打工，十分辛苦。
四
张月富走后，“三年自然灾害”拉开序幕，城里人和乡下人开始饿肚子了。“大锅饭”吃不下去了，大食堂解散了。张大年在饥饿中小学毕业，考入瑞安华侨中学。他肚子饿得从早到晚“咕噜咕噜”叫。早晨睁开眼睛，他琢磨的第一件事是哪儿能吃顿饱饭，怎么能吃顿饱饭。村里每天会给妈妈送来一碗粥，妈妈端给他。他看着瘦得像干树枝似的妈妈怎好意思吃？可是他饿啊，粥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眨眼间粥进了他的肚子。碗空了，心也空了，空得难受，再饿也不该吃属于妈妈的粥啊。第二天，粥又端来了，他又没经受住诱惑……
阿爹不在家，弟弟挨饿，张荫旺心里不是滋味啊。当时，张荫旺已从信用社调到丽岙华侨陶瓷厂任代理厂长。他把弟弟领到厂里的食堂，气吞山河地对食堂的大师傅说：“这是我弟弟，他要吃多少就给他吃多少，他吃完我来结账。”
张大年这下乐坏了，终于找到能吃饱肚子的地方了。饭菜端上来，他风卷残云一扫而光，一碗一碗又一碗，最后站起来，抚摸一下鼓鼓的肚子，心满意足地走了。
哥哥结账时傻眼了，大年那顿饭吃了一斤半粮食。哥哥每月的定量才28斤，一天只有9两多点。
“哎呀，大年啊，你也太能吃了。你这一顿饭，我一天半没得吃，以后少吃点行不行？”哥哥回家跟他说。
十三四岁的孩子正在长身体，需要营养，需要卡路里。大年饿啊，吃饭成了头等大事。
一次，一位姓张的秘书问他：“你在这里习不习惯，有什么要求没有？”
作为归侨和侨眷，温州地区侨办不时上门看望。
“习惯是习惯，就是吃不饱，饿。”
“这个不好办，现在大家都在饿肚子。不过，我们尽量想办法照顾你一下。”
一周后，张秘书送来一盒蛋糕。哇，还有这么好吃的，这东西在法国吃过，回来后还没吃过呢。那块蛋糕他和妈妈、哥哥一家人分掉了。事后他才知道，那蛋糕来之不易，是温州地区招待所为外宾特制的。又过几天，丽岙公社书记送来三斤全国粮票，粮站送来100斤土豆。
林加者远没有张大年那么幸运，吃不饱饭还要干力气活儿。
一天，鸡刚叫头遍，林加者就跟小伙伴上山了。大食堂解散了，家家户户没柴烧，附近的山像和尚脑袋——光溜溜，不要说一棵树，连草根都没了。为一把柴农民要钻到深山去。
林加者他们爬了十几公里的山路，也没见到有柴可砍，大树小树被砍光，只有树根可刨了。林加者他们埋头刨起来，每刨出一根树根，他们就像挖到宝似的，兴奋不已。肚子饿了，把带的午饭——煮熟的小土豆摸出一个吃掉；渴了，捧口山泉喝。看看篓里的树根心里一片阳光，没白来，天黑前能背回家一篓柴了。
突然，山上传来“哗哗哗”“咕咚咕咚”声，林加者抬起头，还没来得及循声望去，不由得打个趔趄，背在身的竹篓被重擊一下，身后“嚓啦”一声，砸到地上，篓底掉了。他吓出一身冷汗，真幸运啊，差一点儿石头就砸在脑袋上了，那就没命了。
“下边还有人哪！”他和小伙伴朝上边喊几声。
山上也有人刨树根，他们赶紧换个地方。
背柴往家走时，他饿得浑身无力，却很开心。这篓树根够家里烧一天，回家不会挨骂了。柴打少了，后母会骂他偷懒。他不服申辩几句，后母说他顶嘴，他要挨打……后母为他准备的“家法”是一根门杠，粗粗的，一米来长，打在身上很痛。他在挨打中变得聪明了，见她操起门杠就逃。他人小机灵，她追不上就掷。他逃跑要猫腰跑曲线。
他不明白自己不调皮、不捣蛋，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为什么还不受妈妈待见？是自己长得跟弟弟妹妹不一样，还是自己性格让她看不惯？他性情直爽，有啥说啥，如被激怒会发火，有点儿小脾气。可是，他不记仇，不论谁对他怎样，过后就像炊烟不会留在灶膛里——没了。
伯母看不下去了，悄悄告诉他：“你妈不是亲妈。你是法国人生的，你妈叫戈凡·艾德蒙，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善良的女人。她回法国了，把你妹妹也带走了。”
“我妈妈长得什么样？”
“她很漂亮，高鼻梁，大眼睛，头发很浓密。她会说几句温州话。她还教过我法国话，‘复几’——烧柴，‘谁蒙’——好吃不好吃。”
从那天起，他心里有了另一个妈妈，在法国的妈妈。遭后母打骂了，他会晚上躺在床上想妈妈。受了委屈，他会在心里问妈妈：为什么不带走我？
也许吃不饱，营养不良，林加者比同龄人矮大半头，不过农活干得却不比壮劳力少。他家那个生产队是河头生产大队最穷的队，队里还有三个跟他年龄相仿的劳力，两个比他大一岁，一个跟他同龄。插秧时，凌晨一两点钟他们就起来，摸黑把秧苗担到田间地头。天刚蒙蒙亮他们开始插秧，插得比壮劳力还快还多；割稻谷起早贪黑，割得也不比壮劳力少。生产队算他们是半劳力，壮劳力一天挣10个工分，他们是5个工分。他们不服气，老跟壮劳力比：“你干的也不比我们多，凭什么拿10个工分？农忙时候，你还抽烟，抽一次烟要多长时间，你一天抽多少次烟，少干多少活儿？”
他们找队长要求涨工分。
队长说：“你们插秧、割稻的确不比壮劳力差，但挑稻谷挑得过他们吗？没有吧？这样吧，农忙时给你们7分半，平时还是5分。”
他们开心了，虽没实现同工同酬，起码也讨回一点儿公道。
林加者16岁那年，父亲又去法国了。
其实，林永迪1958年就想走，把徐伯祥找过来商量。徐伯祥举双手赞同。在家乡要种田，耕地、插秧、割稻、脱粒、挑粪都不是他们的强项，而且这种体力活儿，让他们吃不消。
“你走了，让我一个女人家带一群孩子怎么过？”后母不同意。
或许她想到了法国还有个女人带着孩子在等他，他走了会不会像抛弃那个女人似的抛弃她？林永迪看看愁云满面的妻子，又望了望那几个年幼的孩子，出去的想法一点点冰释了。
“你先出去，等孩子大点，我再去法国找你。”他毫无把握地对徐伯祥说。
徐伯祥失望了，不过也理解，他一个人上路了。他在香港滞留9个月，到巴黎时已是1959年的秋天。他很仗义，离香港前给林永迪寄个包裹，里边有牛肉干、糖果和饼干，都是那年头极其宝贵的食品。
或许徐伯祥的这包食品动摇了后母的意念，当初让丈夫出去的话，这食品也许就会源源不断寄回来。再想想林永迪当记工员挣那点儿工分，过这苦哈哈的日子，也许悔意似云缭绕心头。
张大年就读的瑞安华侨中学跟那个年代非常吻合，连校舍都没有。第一学年，他们在丽岙一个寺庙上课，第二学年迁到另一个寺庙——仙岩寺，那是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的千年古刹。仙岩寺是温州最大的寺院之一，占地约两万平方米，寺院依山而建，风光旖旎。办学的房间是足够的，却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初三那年，大年转入温州华侨中学。
1962年，张大年初中毕业，温州华侨中学的毕业生名单上却没有张大年。
他改名了，为什么要改名？温州话大年与大娘谐音。他的身高1.85米，说在温州身高第二，恐怕没人敢说第一，被别人叫“大娘”，他不高兴。
改个什么名字呢？有人建议改为“张大义”。
“‘大义’不好，没有什么意义。改为‘达义’吧，我们达到了社会主义。”张大年说。
从此，温州少了一个“大年”，多了一个“达义”。
第三章 有些骨头融合在了一起
一
林永迪是1962年1月离开的丽岙。这位有两任妻子、三儿三女的男人已四十有一，距老年仅一步之遥了。据统计1962年中国男性的平均寿命只有43.5岁24。对悲观者来说，大限将至，余日无多。
“你都这么大把岁数了，还有几年蹦跶？不在家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到处嘚瑟啥？”北方人也许会莫名其妙地说。
林永迪不甘守着河头村的小洋楼、比他小十来岁的老婆和那五个孩子打发掉余生，还想多赚些钱，给儿子盖起几幢小楼。或许这就是温州人，他们来到这世上并不单纯为享受，还要创造财富。在他们看来，连钱都赚不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林永迪、徐伯祥如此，张月富也是如此。这也就是欧洲人读不懂他们的地方，也是温州人与中国其他地方的人不同之处。
林永迪早有再次出国的念头，不过它像天上的云，刚刚云絮满天，转瞬就碧空如洗了。温州染坊倒闭，回到乡村种地时，这念头就在心底拱动过。他在法国可以开皮件厂，制作的皮包、皮带、背带就像家乡山上的泉水潺潺流淌，那印有居里夫妇和浓眉大眼的埃菲尔的法郎就像溯游的鱼儿游进他的腰包。种地是他的短板，干一会儿就汗流浃背、腰酸背痛，而且干一个月赚的还没有在法国做一条皮带多。
1958年没能跟徐伯祥同行，林永迪注定会沮丧的。这是没办法的事儿，老婆比较强势，他也只能哄着来。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的传统，在他们这个家似乎被颠覆，不然吃“大锅饭”时也不会把12岁的大儿子从家里分出去。徐伯祥寄来包裹后，老婆同意他出国了。丽岙是侨乡，在国外赚到钱的人不少，有人还发了大财。1962年河头村受灾，旅法的河头村人林昌横捐了8000斤大米。他这一壮举既让当地农民感动，又让他们深信法国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赚到大钱的。
那年头想出国的人很多，能出去的极少。林永迪是归国华侨，相对比较容易。他是带着婶婶，也就是老华侨林炳贤的妻子、林昌横的母亲走的。他们先到香港，那是华人进入西方的桥头堡，那里有各国领事馆，还有人代办签证、卖假护照，也可以在那里找到蛇头……
他们也在香港等了9个月，搞到的是意大利旅游签证，飞抵有“偷渡者的天堂”之“美誉”的意大利。一天夜晚，他们跟着蛇头穿过阿尔卑斯山脉。一行六人，除林永迪和婶婶之外还有四个丽岙人。婶婶的一条腿不好，行走比较困难，他一直搀扶她进入法国境内。
林永迪把到法国赚的第一笔钱汇回了家，家里的日子有所改善。
1964年1月27日，中法分别发表公告：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成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西方强国，这一消息被西方称之为“外交核爆炸”。
中法建交，戈凡·艾德蒙喜极而泣，儿子离她的脚步近了许多。
吉尼斯世界纪录如设有“最佳干爹”的話，徐伯祥有望入选。他尽心尽力，到巴黎后就找到艾德蒙。十年杳无音讯，在20区7省、1000多万人口的世界五大一线城市之一的巴黎寻找艾德蒙母女，难度可想而知。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当这位“有心人”出现在艾德蒙面前时，望眼欲穿地等待丈夫和儿子归来的她不知是惊喜还是惊吓，心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可能是：“让奴和杰让怎么没来，他们怎么了？”徐伯祥望着她不知怎么开口，歉疚、怜悯和不忍排山倒海压向心头，他为好友抛弃艾德蒙母女，没把自己再婚生子的消息告诉她而受到良心的谴责……
背叛与抛弃是对女人最大的伤害，让一个女人白白苦等十年更是罪大恶极。
“别等了，艾德蒙。让奴早就再婚了，孩子都生四个了，他不会回来了。”徐伯祥狠狠心说。
对艾德蒙来说，这一消息无疑是颗炸弹，比“让奴死了”的打击更为惨痛。她彻底地蒙掉了。
“让奴让我先走，在法国等他……”
她的眸子蓄满泪水，射出愤怒目光。如果对面坐着让奴，她也许会扑上去，杀掉他都不解恨。那个温和的、从不跟她吵架的让奴，那个答应她安抚好他的老爹，就带儿子到法国跟她团聚的让奴，那个作为她两个孩子父亲的让奴，竟骗了她。让她从21岁等到31岁，十年吃了多少苦，遭多少罪，有谁知晓？这十年有多少男人追求过她，她都果断拒绝了，让奴他知道吗？
老华侨告诫过年轻人：“千万不要娶法国女人为妻，法国女人是世上最浪漫的女人，也是最容易移情别恋的女人。”可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抛弃法国女人的恰恰是中国男人。古老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在法国女人戈凡·艾德蒙身上重演了。
“我儿子，我的杰让好吗？”沉默许久，艾德蒙的目光柔和些许。
“杰让太苦啦，只读了两年书，还不到10岁就下田干活儿了。他家七口人，让奴又不大会干农活，挣不了几个工分，杰让有个后妈，日子会好吗？”
“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犹如又一把刀子戳在艾德蒙的心上，泪水再次涌出来。
“怎么办？想办法把他弄到法国，越快越好，别让孩子吃苦受罪了。”
几天后，艾德蒙去了巴黎警局：“我是戈凡·艾德蒙，我和中国丈夫生了一个男孩，被他带到了中国。我现在要把儿子办回法国！”
“他是巴黎出生的？”
“在12区，他有法国国籍。”
查到了，1946年4月8日，戈凡·艾德蒙的确在巴黎生一男婴，取名：林扬·杰让。
艾德蒙看到户籍记录时哭了。母亲的泪水可以征服天下所有具怜悯之心的人。1963年，巴黎警局给林扬·杰让办理了护照，并将护照寄至法国驻香港领事馆。当时，中法还没法通航与通邮，只能通过香港转。护照由香港转寄至温州地区公安局，又转到温州地区侨办。
收到贴有自己照片的法国护照，林加者喜上眉梢，离妈妈越来越近了，心情更急迫了。侨办来的人说，你有了法国护照，也不能去法国，你有中国户口，你还是中国公民，需要按中国人出入境管理有关规定办理手续，等拿到中国护照后，你就可以走了。
父亲走后，林加者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不过，后母仍然强势，说一不二，不论大事小情都要她来定夺，容不得“顶梁柱”有半点儿意见。在这个家里，除后母之外，林加者与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相处得很好，或许他在他们眼里已是大人了，他的话他们还是要听的。不过，天还没亮，他扛着农具下田，弟弟妹妹还没起床；晚上，他从田间地头回来已累得筋疲力尽，吃完饭 ，洗洗脚就一头扎进梦乡，弟妹们还在各自的房间写作业，他们能有多少时间在一起呢？
父亲的汇款像温柔而强劲的春风吹散家里的窘迫。
“我父亲寄钱过来，粮食不够吃也没关系了，我后母有钱可以去买么。她就做一锅饭，我弟弟妹妹中午11点钟放学，我们种田人10点钟吃中饭，我吃的是什么？是过夜的粥，还是地瓜小米粥，已经开始酸了；头一天吃剩的菜，长毛发霉了，我就吃这个。我的伯母都看到了，她有什么办法？后母就这样对待我。她做好饭在房间里面吃。”60多年后，林加者提起往事，仍历历在目。
有了法国护照，妈妈就不再虚无缥缈，成为真实的存在。每天清晨，妈妈的爱都会随着太阳升起，照亮他的心房，暖意融融；晚上睡觉前，心里会有所期盼，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每升起一次，他跟妈妈就近了一天。
林加者要求出国探亲那年，张达义也在申请。他们同生于巴黎，都有一个中国生父，一个欧洲生母，相比之下，林加者比张达义多一个后母和四个弟妹；张达义比林加者多两个养母和一个如父的兄长。林加者像一株缺少阳光雨露的玉米秸瘦瘦弱弱，身高将将够一米六；张达义却像一株在充沛的阳光下、从肥沃土地上蹿起来的小白杨，身高一米八五。
张达义的出国理由也充分：赴荷兰与父亲和兄长团聚。
1963年初，阿爸为哥哥张荫旺申请的家人团聚移民获得荷兰政府批准。
农历二月初二，那是“龙抬头”的日子，哥哥告别妈妈、嫂子和孩子，跟九位获准出国的温州人离开家乡。张达义把哥哥送到了上海。途经杭州时，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在华侨饭店设宴为哥哥他们送行。
“我也想出国，可以吗？”张达义问部长。
他从小经常跟阿爸到外边开会，见过世面，不论面对多大领导都不打怵。
“可以啊。”部长说。
既然省委统战部部长都说可以了，那肯定是可以。回来后，他到瑞安县侨务办公室递交了出国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