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老师走了。1月24日一早，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刘仲华刚到单位，就从在中国人民大学做老师的昔日同窗那里听说了消息。和戴逸亲近的学生们有心理准备，他们知道老师从去年开始就住院了，一个月前已经无法进食，在ICU也待了一段时间，可是，他以前也进过ICU，但挺过来了，又转回普通病房，他还惦念着未竟的事业。

去年住院期间，在清史编纂委员会通纪组工作的刘仲华还给戴逸打过电话，汇报通纪稿件的修改进展。他躺在病床上也惦记着《清史》，因为他等纂修《清史》，用了半生时间，能够再次主编《清史》，他说过，这是“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戴逸的耳朵在多年前听力就不太好，需要助听器，这两年，即使戴了助听器听力也不大好使，身边的子女便成了接听电话的助手。电话里学生说一句，女儿便大声在病床上的他耳边重复一句。他得知道，稿子怎么样了。“本来想着，等老师身体好一点了，就把上次他说过修改意见的改稿情况跟他汇报。”刘仲华对《中国新闻周刊》黯然地说，“老师没等到我去汇报工作就走了，虽然有心理准备，可还是觉得，太突然了。”

2002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历史学家戴逸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时，已经75岁，他给很多人讲过他心里常想起的一个传说故事——干将、莫邪夫妇俩想炼一对锋利的宝剑，但总炼不好，最终，夫妇俩跳进火炉，以身铸成宝剑。

爱吃雪糕的老头

每次走进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段祺瑞执政府旧址旁边的小平房大门，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王琬莹看到的几乎都是同一幅画面，眉毛、头发已全白的戴逸伏案在书桌前，手边的稿件摞起来一尺多高，书房里到处是书，书架上，地上，桌上……“书虽然多，但收拾得很整齐，归类也清晰，可见老先生对自己的书，既爱惜，又熟悉。”王琬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二十来年，戴逸几乎都是这样过的，看稿，改稿，一直到住院前。“疫情没发生时，他还常到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办公室去，或者是参与编纂的学者到他家来。”刘仲华记得，通纪的稿子每完成一部分，他就要第一时间看，从初稿开始，每一页都贴着五颜六色的纸条，纸条上密密匝匝地写着修改意见，从观点到论据到引证再到表述，修改最多的时候有3万多字，全部是手写。

几年前，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美国清史专家欧立德拜访戴逸时闲谈，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戴逸笑笑说：“现在只看稿子了。”自从受命领头编纂《清史》，他就放下了自己一切学术上的事，把全部精力集中于修史。

刘仲华1998年考上人大清史研究所博士时，师从戴逸培养的中国第一位历史学女博士黄爱平，因为经常跑腿给戴逸送信，得以常常出入他家。在他的记忆里，戴逸老师也总是伏案在书桌前，只是那时候，他的头发还没有这样白，每年还都要写十多篇学术论文。作为新中国清史学科的奠基人，撰文、教学、会议、讲座……需要他做的事太多，他常常担心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担心“暮年多见世上客，未识真容已白头”，他几乎把能属于自己的时间，全部铺在书桌前，可这不意味着他没有“温度”。

读书时，刘仲华担心自己学问浅薄，不敢和戴逸探讨学术，戴逸就开开心心和他眼里的“孩子”唠家常，他知道刘仲华的家远在新疆，每次送信的时间只要距离饭点不远，他一定把人留下来：“仲华啊，你就留这，一块吃饭。”赶上夏天，他多半要去冰箱里摸出两个雪糕，刘仲华一支，他自己吃一支。老家在江苏常熟，戴逸喜欢甜食，但他也不挑剔，每次出去参加会议，赶上什么吃什么，辣的也行。刘仲华感慨：“戴老师吃东西从来不挑剔，其实在任何方面他都是这样，待人宽厚和善，极好相处。”

无论他的学生，还是学生的学生，都不怕和他有争议。好几次，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一起开会，戴逸提出一个想法，副主任们统统反对。在委员会担任副主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马大正回忆，戴老师说，怎么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但他也不生气，坚持学术民主，所以大家都有什么说什么。有时候说了，他当时不接受，但是过了一两天，他会说“你们这个主意还是比我好”。戴逸喜欢下围棋，他有一句口头禅，“是不是我又下了臭棋了？”

2018年，人民大学出版社想为戴逸出一套《戴逸文集》，最开始他没同意。每次有人用“清史泰斗”称呼他，他总摆手：“不敢当不敢当，我只是个修史的。”不想出文集也是类似的想法，他总觉得，“不必吧”，“还不用着急出”。于是出版社就择机再找他商量，文集的策划编辑王琬莹回忆：“我们提请求，提了好几次，戴老师后来同意，感觉他有一部分考虑是愿意支持我们的想法。”

戴逸习惯照顾别人的感受，学生时代王琬莹在人民大学读书，去听过戴逸的讲座，老人有濃重的苏南口音，所以有意放慢语速，就怕学生们听不懂他的普通话。有一次戴逸出国参会，刘仲华帮他去银行换点外汇，老人过意不去，叮嘱刘仲华打车去，把打车的路费单独包好一并交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