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看到一个外国剧团演出的《安提戈涅》，曾经感慨于古希腊人对于命运理解的神秘，对比我们的古代戏剧，仿佛多了一种外在于生命的声音。不知道这是精英文化的体认，还是民间文化的遗存的聚焦，总之，与我们中国人的天命与人运之思相比，强度似乎更大些。中国的戏剧对于类似的主题的揭示，也是有的，年轻时看过吕剧《双玉禅》，演的也是命运悲剧，一个男孩娶了大自己二十几岁的女子，女子含辛茹苦把小丈夫养大，男孩子却爱上了别人。这大概是民间的一种宿命意识，很原始，也很有深意。后来看曹禺的《雷雨》与《原野》，也凸显出冥冥中神秘的存在，似乎也在呼应先前的悲剧意识。曹禺的写作是精英文人的文本，乃知识人的猜想在作品中的折射，较之于民间对于命运问题的表述，还是过于文雅了。有时想起民间对于不可测的存在的顿悟，觉得那野性的气韵，虽然被新文学作家借用过，但也大多被改造了。

我一直觉得近百年来的故事新编，是多少受到民俗学家的影响的，只要看许多作家与江绍原、钟敬文、乌丙安等人的互动，当能感到新意象如何生成。三十多年前，曾听钟敬文先生聊天，不能忘的是他的语言的力量感。他的学问特点，与作家身份大有关系。或者说，那学问也给他的诗文带来了弹性。民俗研究，涉及许多民间审美的侧面，稍加内视，被掩藏的东西也会悠然而至。也可以说，有民俗趣味的作家，是懂得人间本色的。

我曾经与江绍原的女儿江小蕙是同事，她给博物馆捐赠了不少父亲的文物，其中关于民俗讨论的手稿和信札，都曾深深吸引过我。江绍原与京派学人一起关心过民间信仰的问题，他的《发须爪》等书，都有开启性的意义。在经学之外的民间社会，有一片开阔之地，其中隐含着被主流文化漠视的遗存。江氏意识到打捞那个世界的碎片，对于文化研究的价值，故做了同代人不能做的工作。不过江氏的辐射力一直有限，倒是像后来的费孝通等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那大概是因为用了田野调查的方法，且介入了当下生活，人类学的眼光更深切一些。费氏本身也有诗人气质，他在乡土调查中，得益于古文的修养。那么多读书人喜欢他的文字，也说明了雅俗间的互渗推动了学识的增长。

民歌、谣曲、谶语与风水观念，都是在一种非逻辑的表述里完成的。有时也不乏神话思维。施爱东有一本书叫《故事的无稽法则：关于命运的歌谣与传说》，就在破译民间传说背后的玄机，思考人们对于命运的认知心理。民俗学与社会学不是没有自己的路径，在不规则的、荒诞的故事与传说中，照样能够发现其内在的规律。这很有意思。联想起费孝通对于云南少数民族信仰与习俗的调查，也在不可思议的形迹里，悟出内在隐含。施爱东也做田野调查，同时注意野史与地方文献的搜集，结合艺术史中的特例，将许多飘散在不同地域的谣曲与故事背后的元素写出，在谜一般的流水与烟云间，忽地显出另一种底色。

我这个年龄的人，幼时多少都听过一些传说，民间的禁忌、风气，对于自己的人格心理多少有一点影响。施爱东的书让我想起不少熟悉的故事，婚丧嫁娶与里巷歌谣，暗示着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些似乎是祖训的一部分，也是老天爷的戒条，它们都在朦胧、神奇的审美叙述中被一次次提及，以至成了无形的道德律。过去的许多艺术作品，都是从大众传说的故事演绎过来的，人们对于《天仙配》《白蛇传》的喜爱，其实是满足了一种心理需求，说有寄托的东西在，也未尝不對。

一般说来，民间传说有百姓的善恶之观的隐曲的表达，那价值尺度，也渗入人物特征与情节中。比如绍兴民间对于鬼的故事的演绎，就有百姓对于腐儒的态度，俗音胜雅曲，原也是人间之道。南北方都有各种关于爱情与婚姻故事的流传，无论是月下老人还是老虎变美女，日常光景下的百姓内心爱憎，以诗意的方式呈现着。最为动人的是那些有人情意味的传说，我的故乡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望儿山，民间传说是母亲登高远望大海，期盼远去科举考试的儿子平安归来。这个传说在辽南深入人心，母子之情历历可感。古代的辽南人要渡海去赶考，却苦路长长，常有考生一去不返，酿成悲剧。命运的无常与爱意的绵长，就这样交织成一曲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