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体诗的回马枪
作者 杨志
发表于 2024年2月

一、新旧百年轮回

新文化运动是剧烈否定旧诗,不免口诛笔伐。初期,叶圣陶甚至以笔名发表《骸骨之迷恋》(1921),称旧诗是“死文字”,讥笑写旧诗是“骸骨之迷恋”。一番众口铄金,连耽迷旧诗的前辈柳亚子都被彻底说服,直至晚年还以为“旧诗寿命不出五十年”(《扶余诗社社启》,1940)。不料骂声未落,新诗诞生十年后,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前后,鲁迅、周作人、叶圣陶、朱自清、郭沫若、沈尹默、刘大白、俞平伯、康白情、刘半农、田汉等一干新文学创始人,纷纷抛弃新诗,“勒马回缰作旧诗”(闻一多诗),形成了一次旧诗的“倾山雪浪暗回潮”。说“暗回潮”,是他们为了避嫌,辩称自己的旧诗是“打油诗”,或曰“杂诗”(周作人语)。

此后,他们后半生都写旧诗,基本不碰新诗,偶尔写一两次,也是出于交差,毫无热情。例如,青年时批判旧诗的叶圣陶,一生写了五百多首旧体诗词,新诗却只有四十首。故废名评论他们不再写新诗,“是他们的忠实,也是他们的明智,他们是很懂得旧诗的,他们再也没有新诗‘热’,他们从实际观察的结果以为未必有一个东西可以叫做‘新诗’”(《新诗问答》,1934)。

这大概是新文化运动最尴尬的软肋,大家讳莫如深,不愿捅破这层纸,羞于承认自己身为新诗开创者,中年却被旧诗杀了一记回马枪。鲁迅也不免如此:他自己一面写旧体诗,一面却指责老友刘半农“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忆刘半农君》,1934)。

除了鲁迅、周作人等少数年龄较大者,这些人开创新诗的时候基本是青年;而他们抛弃新诗,投向旧诗的年龄,大多三四十岁。这种“青年写新诗,中老年改写旧诗”现象,只是开始,不是结束,近百年来又轮回了许多茬。第二代新文学家,如聂绀弩、施蛰存、何其芳、台静农、姚雪垠、舒芜、陈迩冬等,同样是“青年写新诗,中老年改写旧诗”。

中老年后坚持不写旧诗的现代新诗人,态度最坚决的是穆旦,到老都批评旧诗“总不外乎那么‘一团诗意’而已”,形象“太陈旧了”(致郭保卫,1975年9月19日)。其中一个原因,是穆旦缺乏古典文学功底(他在名诗《五月》里嵌入五首自写的绝句,揶揄旧诗脱离时代,然而平仄不对)。但他去世前,“躺床就酸疼,辗转不能眠。特别有人生就暮之感”,忽然对杜甫《赠卫八處士》发生兴趣,抄示老友董言声,颇多感慨(1976年1月25日)。他如多活些年,是不是也会写旧诗,还真不好说。

罗列这些事实,不是指责前辈,因为笔者也如此:高中写旧诗,大学改写新诗,一去十七八年,三十五岁左右又重拾旧诗,最初是新诗和旧诗同时写,但最近几年基本渐渐地只写旧诗。刚开始,也有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前辈的内疚,似乎“背叛”了新诗,但又不能抵挡旧诗的诱惑,最终自己也“认命”了,“投降”了。这才骤然意识到:“勒马回缰作旧诗”,绝非偶然,而有其必然,是应认真对待的诗歌现象。

二、论新难旧易

这种轮回的首要根源,笔者以为,是新诗比旧诗难写。

一般印象,旧诗注重格律,新诗多为自由体,似乎新诗比旧诗容易写。这是错误印象。据笔者经验,写一首新诗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至少是写一首旧诗的四五倍。冯至《十四行集》,或许未必胜过王维《辋川集》,但写成的难度绝对胜过《辋川集》。余光中批评写新诗的同道缺乏产能,论据是古人作诗一生总有几百上千首,连年寿仅有二十七岁的李贺都有二百四十一首,新诗人如戴望舒,写诗二十二年,存诗却仅有八十八首,“可谓十分寡产”(《评戴望舒的诗》,《余光中集》第五卷)。但依笔者看,八十八首新诗相比二百四十一首旧诗,戴望舒比李贺吃力太多了!

新诗有短诗体,如从日本移植的俳句,从泰戈尔移植的小诗,但两者都比绝句难写。新诗也有中等篇幅的诗体,如从欧美移植的“新格律诗”(包括“十四行体”),写起来也比律诗费劲。(杨宪益撰有《试论欧洲十四行及波斯诗人莪默凯延的鲁拜体与我国唐代诗歌的可能联系》,怀疑十四行体可能正源于律诗,属于“出口转内销”;虽然缺乏实据,但律诗和十四行体的结构的确是惊人的近似。)

新诗难写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问题,初期新诗人便已思考过。一九一九年,俞平伯在《新潮》月刊上发表《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认为:“说白话诗容易做的,都是没有尝试过的外行话。依我的经验,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当代学者蒋寅则有更深入的分析:“真正令作家感到畏惧的挑战并不是新的形式,而是没有形式。为什么古人视古体诗难于近体诗?为什么今人兼擅新旧体诗者(如郭沫若)视新诗难于旧诗?答案很简单:古体诗没有可以依傍的声律形式,新诗没有可以依傍的格律形式。有固定的规范,只要照章办事即可;没有规范可依,全部的形式设计就落到了作者头上,他也许要花数倍的精力才能勉强为主题缔构一个适当的形式。闻一多的‘戴着镣铐跳舞’,并不是要给自己找麻烦,从根本上说也许正是要避免寻找格律的麻烦。”(《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

笔者认同蒋先生的判断:新诗难写,最大的一个原因(当然不可能是唯一原因)是缺乏形式,即缺乏可供操作的套路。不可知的未来比没希望的未来可怕;同理,没形式的诗歌也比有形式的诗歌难写。其实,旧诗内部也存在诗体难易。

本文刊登于《书城》2024年2期
龙源期刊网正版版权
更多文章来自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