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四一年，《涂鴉者马丁回忆录》出版，署名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然而本书事实上是斯威夫特、蒲柏、盖伊等人集体合作的产物。早在一七一三年，他们就在伦敦发起成立了“涂鸦社”（Scriblerus Club），旨在假借回忆录这一文学样式，针砭时事，聊发胸中不平之气。从一定程度上说，此后一二十年间相继问世的英国十八世纪文学名篇，如《格列佛游记》、《群愚史诗》（又译为《呆厮国志》）、《乞丐的歌剧》等皆可视为“涂鸦社”的精神和物质文化遗产—照美国著名文学史家迈克尔·麦基恩（Michael McKeon）在《英国小说的起源：1600-1740》一书中的看法，“涂鸦者马丁”堪称格列佛这一经典文学形象的原型。蒲柏本人在致斯威夫特的信中则不无夸张地郑重声明：“我毕生的最高目标是为这项伟大的事业（指《回忆录》）撰稿，同时我顺带翻译一下《荷马史诗》。”

“涂鸦者马丁”是前辈作家德莱顿喜剧《马丁·马若尔爵士》中的人物（剧作改编自莫里哀的《冒失鬼》，人名暗寓“荒谬的错误”），此人满腹经纶但缺乏常识，又偏喜附庸风雅，结果闹出许多笑话。选择马丁作为传主显然是斯威夫特的“创意”：据约翰逊博士在《诗人传》中爆料，早年斯威夫特曾将诗文敬呈德莱顿恳求提点，不料后者兀自宣判，“斯威夫特老弟（cousin），你成不了诗人”。斯威夫特对此耿耿于怀，在晚年（1735）致老友托马斯·比奇的信中，斯威夫特写道：“德莱顿虽然是我的近亲，却是我经常责备和怜悯之人……他主要依靠写戏养家糊口，这使他显得极其可怜。”德莱顿舍弃崇高的诗艺，转而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戏剧创作（且多为“粗制滥造”），在斯威夫特看来甚为“不值”。

作为报复，斯威夫特对德莱顿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德莱顿在《奇迹之年》（Annus Mirabilis，1666）一诗“前言”中写道：“诗人的才华不是别的，就是作家的想象力。它像猎狗一样，在记忆的田野上扑腾穿梭，直到它想要猎取的猎物跳将出来。”对此，斯威夫特讥讽道：“这就是天才诗人所为：他绞尽脑汁，务求翻空出奇—不惜把自己比成刽子手。”德莱顿将剧作《西班牙托钵修士》题献给当朝权贵：“大人，我必须承认，我写的东西像是前言，而非献词；这的确也是我的本意：想用我擅长的东西款待您；相比那些被人反复使用的陈旧伎俩（即长篇颂词），这或许更配得上您高贵的心灵。”—斯威夫特在《诗论：狂想曲》中讥讽德莱顿这位“桂冠诗人”的献词和其他成捆的阿谀奉承之作一样，“陈旧得发霉”，其目的无非“为了抬高书本价格—多出一先令”。

身为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教长的斯威夫特，自恃有功于托利党，希冀自己获颁主教之荣衔，结果遭人构陷—告发者极有可能是时任约克大主教约翰·夏普（John Sharp），他将《木桶的故事》进呈安妮女王御览，贬称此书作者在神学方面态度“轻佻”，从而成功阻挠斯威夫特上位。转瞬之间，本指望在伦敦大展宏图的斯威夫特被“发配”至边远的爱尔兰，他苦涩地嘲笑自己“就像洞穴中一只中毒的老鼠”（like a poisoned rat in a hole），由是也变得烦躁好斗，时常迁怒于他人—昔日邻人珀西瓦尔教长（Dean William Percival）便不幸沦为他左迁的牺牲品。在“涂鸦社”宣告成立的一七一三年，珀西瓦尔荣任议会议长，益发趾高气扬，斯威夫特相形见绌。此前斯威夫特在诗作中对议长夫人评头论足，几乎要引发一场决斗。此刻斯威夫特则巧借涂鸦者马丁影射议长的学究气：“他多么傲慢地抬起鼻子，/说出每个小学生都明白的道理。”

当然，斯威夫特的笔战并不都是基于个人恩怨，许多时候亦是由于思想学说相左，比如他和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670-1733）的争论。面对爱尔兰遍地乞丐的乱象，斯威夫特提议，各地对外来乞丐进行甄别后有序发放胸牌（badge，即许可证），否则一律逐出。他重申英国国教传统：各地有责任让教区内所有穷人免于饥寒（every parish is bound to maintain its own poor），而外来人员则不在此列。斯威夫特根据各地经济现状，为都市、郊区及乡镇分派不同“配额”，认为此举可以净化乞丐队伍并遏制其流窜蔓延。曼德维尔嘲笑斯威夫特眼界过于狭隘，并断言这样的设想过于天真，在现实层面绝无可能施行。

此外，有感于爱尔兰的积贫积弱，斯威夫特倡导在各地设立慈善学校，普及教育，随后有识之士更力主将这一议案推广至英国全境。对此，惯于唱反调的曼德维尔竭力反对，他在《论慈善与慈善学校》一文中大声疾呼：“在一个不允许拥有奴隶的自由国家，最可靠的财富在于众多勤劳的穷人”。至于“教育能够增进美德”的陈词滥调，曼德维尔更是嗤之以鼻。他根本不相信邪恶的欲望只存在于穷人，相反认为受过教育和富有之人“更为狡猾”。通过一则蜜蜂的寓言，曼德维尔描述了蜂群由盛转衰的过程—蜜蜂突然变得诚实又善良，丝毫没有对个人利益的渴望，于是部落经济迅即崩溃。曼德维尔的经济学说（个人私利成就公共福祉，“vice is beneficial found”），部分得到斯威夫特认可，后者还曾在政论文中以巧妙的譬喻—“斯多葛派用消灭欲望的方法来满足我们的渴求，这就像是在没有鞋穿的时候砍掉自己的双脚”—强调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蒲柏在《致伯灵顿书信》（“Epistle to Burlington”）中也深以为然：“贫者有衣，饿者有食；通过劳动，穷人一家得到面包；富人铁石心肠，本无意行善，但他的虚荣提供了温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