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在《三体》里描述了狂野的“乱纪元”。在乱纪元，太阳升落不定，世界反复陷入黑暗严寒或酷暑，人的生活就像难以忍受的噩梦，却压根不知何时梦醒。一切都无法预计，人只能祈求幸运降临，让世界再度回复正常。

但在现实生活中，经过无数次的观察，已讓人类坚信太阳将万古如斯地升起和降落，乱纪元不过是小说家编织的梦境。在一般人眼里，担心太阳明天不再升起，绝对属于杞人忧天。

然而，早在两百多年前，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就思考过类似的问题，且给出的质疑极具冲击力。他认为，我们无法从某种司空见惯的东西里，预测事物的未来走向。不能因为每天看到太阳升起又落下，就推断它以后仍将升起。这种习惯性的经验并非预测未来的保证。我们每一次所经历的总已随着时间而成为过去，并不存在属于未来的经验，未来也未必会与过去的经验相同。我们至多只是习惯性地依据过去之经验，去假设未来的情形。因此，休谟得出结论：“习惯是人类行动的伟大指南。”但习惯本身经不起理性的严格论证与检验，它更像盲人的拐杖，是人们不得不依赖之物。更重要的是，休谟还否定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因果论。他并不认为，某些原因，一定会带来相应的结果，而从某些结果必然能找出特定的原因。这样强烈的怀疑主义，令人难以接受，甚至直接架空了科学知识的根基。

这就是西方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休谟问题”。“休谟问题”对归纳和因果论的否定，给西方哲学带来巨大冲击，至今并未得到彻底妥善的解答。

法国新一代哲学家甘丹·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作为当代哲学思潮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的核心人物，近年来声名鹊起。《形而上学与科学外世界的虚构》（Métaphysique et fiction des mondes hors-science）一书由梅亚苏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座整理而成，语言风格深邃又清晰，他直面令人望而生畏的“休谟问题”，显示出巨大的哲学抱负。薄薄一册，就让我们见识到了这位哲学新星的思想风貌与魅力。

梅亚苏首先回顾了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和康德对“休谟问题”的处理。

波普尔自信地以为他精妙地解答了“休谟问题”。休谟曾经提出三个问题：“是什么使我们确信太阳明天还会升起来，确信所有的生命都会死去，或确信面包会供给人们养料？”面对这三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波普尔认为它们并不是不可置疑的法则。他在《客观知识》里分别做出回答：古希腊地理学家在极地发现了午夜的太阳，反驳了太阳每二十四小时下落的法则；细菌的分裂与再生并不是死亡，反驳了所有生命都会死去的法则；有人因每天吃面包而中毒，反驳了面包供给养料的说法。这些反例的确存在，会在某种程度上挑战这些法则。但是，这些看起来合理的特例的存在，并没有根本地改变科学法则本身，它们充其量只是一些例外，只能说明，归纳法并不是科学合理性唯一的来源。波普尔认为，可证伪性可以用来衡量一种理论是否属于科学。波普尔主张，一种理论并不能通过经验的归纳来证明它的真理性，因为一旦有反证就可能质疑曾经被认为颠扑不破的理论。所以，在波普尔看来，科学理论并非无法推翻，恰恰相反，能够被证伪才是科学知识的特质。波普尔举出的特例的确可以挑战那些人们公认的法则，但是他其实也主张，倘若排除那些特例，某些科学法则会继续像以往那样运行；除非特例愈来愈多变成常态，逼迫着科学家修改自身的理论以形成新的科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