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唐至宋元，由中古至近古，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逐渐发生变化。变化之一，陆上丝路贸易因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而递减，海上丝路活动因航海技术的改进逐渐活跃；变化之二，除丝绸以外的出口商品中，瓷器的比重在增加；变化之三，进口商品中，珠宝的比重在减少，香料的比重在增加，终至超过了珠宝。简言之，出口瓷器，进口香料，而且是在海上进行，因此，宋元时代的“南海丝路”又称“香瓷之路”。

中国本土有香料出产。历朝各地的土贡中，就有香料品种。宋人洪刍所著《香谱》，就记录了本土香料的品种与特性。但是，本土香料的数量与品种严重不足，于是就有了进口东南亚各地品类繁多的香料的需求。早在宋太祖开宝四年（971 年），就在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设置市舶司，进口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的香料。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设置香药库使、副使，管理香药事宜；另设置香药榷易院，主管香料专卖事宜，设榷易使、副使。太平兴国二年，仅香药榷易院的专卖收入就达到 30万缗。

香料贸易的兴盛与需求密切相关。唐宋以来，士大夫群体中间兴起的熏香风气，以及香料之用于医药，都与佛教的兴起密切相关。香料贸易的发展源自中国内地的巨大需求，包括作为奢侈品、药品和宗教用品等方面的需求。

北宋末年宰相蔡京会客时，熏香从帘后发出，云雾蒙蒙，客人们回家后，衣服上的芳馥数日不歇。“陈列诸香药珍物。”南宋诗人陆游说，贵妇乘车驰过，香烟外逸，数里不绝，连尘土也带香气。香料和药材合称，谓之香药。《神农本草经》中就有香料入药，《海药本草》中记载了外来香药50多种，绝大部分用来治病。《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记载，用乳香、沉香等入药，可以治疗诸风疾，诸如手足不遂、神智昏聩等。

宋代香药不仅治病，而且是盛会中餐桌上很有档次的配置品。苏东坡《与章质夫帖》云，“今公宴香药别卓为盛礼，私家亦用之”。宋徽宗宴请枢密使，侍姬捧炉，焚白笃褥香，这种香每两价值高达20万钱。南宋大将军张俊，以丰盛的香药宴席招待宋高宗，民间因而仿效。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梁有“香药果子”，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南宋临安有“丁香馄饨”，都是以香料佐餐，其档次当然有很大差别。

宋代常用的香药，如乳香、龙脑、没药、安息香、青木香、阿魏、荜拨、肉豆蔻、零陵香、丁香、胡椒、甲香、降真香、瓶香、蜜香等，在唐代已有进口。 但宋代进口的香药，数量和价值远远超过了唐代。赵汝适《诸蕃志》记载了47种外国物产，注明产自西亚与非洲的22种物产绝大部分是香料，如乳香、金颜香、苏合油、安息香、沉香、笺香、丁香、木香、龙涎香、蔷薇水、栀子花等。宋代香药进口约占全部海外进口品数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根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在与宋朝有朝贡关系的32个国家中，香药朝贡达213次。

举个例子，主要辖境覆盖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三佛齐国，在1018年的朝贡中，进贡的香药有龙涎香36斤、乳香81680斤、苏合油278斤、木香117斤、丁香30斤、肉豆蔻2674斤、檀香19935斤、笺香364斤等。宋代设有内香药库，作为朝廷专设的香药储藏机构，宋真宗有诗云：“每岁沉檀来远裔，累朝珠玉实皇居”。

香药的来源地在唐代有“五源”：拜占庭、波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中亚。 宋代则为“三地”：阿拉伯、印度、东南亚。宋代香药输入路线与中国和阿拉伯的贸易路线一致，从阿拉伯、印度到广州的主要航程中，东南亚地区最为关键。

宋元时代用什么换取这么多名贵的香药呢？除丝绸之外，最重要的是瓷器。中国瓷器外销始于唐朝。唐末五代，特别是到了宋朝，随着航海业的发展，瓷器外销愈加繁荣，因为瓷器适合水运而不适合驼峰马背运输。朝廷在沿海重要口岸，如广州、杭州、泉州等地设立专门的贸易机构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大批外销瓷从这些港口起运，经水路运到西亚北非。宋元时代外销瓷器主要有越窑的青瓷精品、景德镇的青白瓷。越窑之名，始见于唐代，与唐代的饮茶风气密切相关。五代时，为钱氏政权烧制秘色瓷。浙江龙泉窑青瓷从11世纪北宋时期开始，经过元代，迄于15世紀的明朝永乐、宣德年间，四百年间畅销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