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总是受到来自理论的各种批判，这是好事，“欲戴其冠必承其重”（Heavy is the head who wears the crown），一个不能被批判的市场必然是病态的，而一个经不起文字进攻的市场，即便不是虚妄，起码也是虚弱的。

观察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市场批判，道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对市场和经济的批判逐渐地去道德和去意识形态化，经济学家开始标榜“价值中立”的科学伦理，推进经济学研究的工具理性化。尽管争议不断，但不可否认进入二十世纪的现代经济学逐步建立起回避价值判断的主流态度，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在《经济学的花言巧语》中略带刻薄地形容经济学家的著述困境：

经济学与其他科学中现代主义的十大戒律是：……经济学家—作为科学家不应该对价值问题说三道四，无论是道德价值还是艺术价值……在规则的制定中你可以幸福地保持一种含糊不清的态度，以赢得普遍的赞同；而在方法的实际应用中谈论方法，你就不得不树敌了。

亚当·斯密本身是道德哲学教授，他的《道德情感论》将五种人类德行—勇敢、节制、公正和爱心，与节俭（经济）并列，道德成为经济政策讨论的关键点和上下文。约翰·穆勒同样是道德和政治哲学家，那个时代的世俗哲学家已经在尝试摆脱道德来讲述经济故事，但经济学的主题仍然是以道德为基调，任何有关经济政策的公共讨论如果故意回避道德都可能不受欢迎，起码存在冒犯同行和听众的风险。到了二十世纪初，市场批判以“政治经济学”的样貌构建现代学科成型，经济学终于被公认为一门科学，或者至少像科学那样具备影响现实的力量，而不像艺术或者其他形而上的东西。

这里面的一个重大变化在于从学科研究到公众讨论中对“道德说教”（preach）的剔除，对于代表进步和高级文化的科学而言，道德说教是低级落后、应当被鄙视的。尽管政治经济学最终衰落了，但经济学的科学化运动不但没有停住脚步，反而愈加蓬勃，道德因素不断被清除出经济学术活动，直到普通大众能够轻松地假设经济学如同科学一样可以无关道德。

贯穿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经济学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思想变迁？关键不在于技术知识或者政治倾向，而是大众看待自己与世界、自己与社会的关系的视野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眼里，市场并非个体与其所欲之物（商品）之间的一系列同质关系，而是由社会阶级之间的异质关系所构建的商品生产和分配体系。对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来说，他们绝对不会回避的问题是必须想办法去解决社会产品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分配，以及对此的解释性（实证）和规范性的理论与实践框架，所以政治经济学时代所留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传统就是激动人心的批判社会理论。正如黛布拉·萨茨（Debra Satz）在《有毒市场：金钱不该买什么》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亚当·斯密他们的观点与各自对美好社会的价值判断息息相关：

如何实现一个好的社会，以及一旦实现，这样的社会究竟是会维系下去，还是会陷入静止状态或逐渐衰退，这些是这些思想家关注的主要问题。

而二十世纪经济学的边际主义革命，把家庭的偏好、要素的禀赋以及财产的形式作为给定的输入项，并在此基础上生成了一种全新的价格理论。边际主义者对自由市场的大声赞美，假定市场是一个自律的活动领域，独立于法律、习俗或权力，政府和政治权力的介入只会破坏市场自我修复平衡（优化供需）的能力。

边际主义革命带来的已经不单纯是对于道德说教的鄙视排斥，而是一种全新的没有道德的道德观，人们拥有的与消费相关的“偏好”和“禀赋”被认为是给定的，因而是可测量和统计的，而个体拥有的道德价值或正义观念则与对市场的经济评价无关，经济学因此获得了一种现代主义的超道德性（amorality），彻底否认世界上存在道德或者不道德的经济，而只存在有效率或者无效率的经济，经济学家应当为此殚精竭虑地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