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鲁迅等人对于《海上花列传》的“打捞”，在当时及稍后的读书界，显然是产生了一定影响的。张爱玲就曾直言，自己是在看了胡适等人对于《海上花列传》的评价之后，才正眼看待这部晚清沪上的“花丛”小说的。赵景深在《好文章（上海1936）》一九三七年第四期上，撰文论述《海上花列传》，其中亦提到胡适、鲁迅等人对于《海上花列传》的评价：

在《大晚报》“上海通”1934年10月-11月上，看到“沪娼研究书目提要”的连载，引起了我参阅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的兴趣，同时也为了《海上花列传》是鲁迅、胡适所称道的书。

《海上花列传》的确写得不坏，书中所写人物，各有个性；用吴语写作，尤能逼肖说者的神态，胡适盛称写赵朴斋兄妹的部分。

不过，赵景深又说：“胡适的《海上花列传》序作于1926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改订于1930年，《海上花列传》部分似应据胡适所作。”这一说法，要么是他没有细读胡适的《海上花列传》序—其中就专门提到过鲁迅对于《海上花列传》的评价；要么是没有看到过鲁迅、胡适二人就《海上花列传》的通信，尤其是鲁迅专门就《海上花列传》重新点校出版而写给胡适的信。鲁迅在这几封信中，充分肯定了《海上花列传》的文学价值，并极力推荐胡适及亚东图书馆予以重新点校出版。

不过，《海上花列传》后来在传播史上的“三起三落”，其中最早一波“兴起”，或者对于《海上花列传》的“打捞”，却并非鲁迅、胡适以及一九二六年沪上亚东图书馆版的《海上花列传》，而是一九二二年沪上清华书局版的《海上花列传》。清华书局版《海上花列传》得以问世的关键人物，是萧山许廑父和海虞徐枕亚二位，以及倪子乔和恽铁樵。

一、《海上花列传》的重新“发现”

许廑父《海上花列传》序一文，代表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海上文坛及出版界对于这部小说的重新“发现”：

今《海上花列传》一书，虽小说家言，未足列入圣学，然奇文妙绪，迈古逾今，其气盛、其力宏、其神味，冶荡悠远，而深中于人心也久矣。……壬戌之春，薄游歇浦，无意中于坊间得最初石印抄本，欣喜欲狂。持示姻长倪子乔先生，及老友恽铁樵、徐枕亚二氏。佥谓奇文久閟，人世大恨事也。亦既得之，宜亟为梓行，以供同好。倪先生熟于故实，其言书中人事，如数家珍。促印尤力。枕亚方自创书局曰清华，因举以属之。枕亚慕是书久矣。梨枣之责，无所贷也。于是余亦有《沪江风月传》之作。枕亚与其昆天啸，实为之评。倪先生赏之曰：能善读《海上花列传》者，今日月出矣。

无论是许廑父，还是文中提到的倪子乔、恽铁樵、徐枕亚诸人，也都是早期“鸳鸯蝴蝶派”作家群骨干。他们对于《海上花列传》的看重与青睐，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早期海派文学以《申报》作家群为中心所形成的文学传统，经过《海上花列传》，已经为早期“鸳鸯蝴蝶派”作家群所认同并传承。

对此，许廑父的序文中对《海上花列传》成书背景及过程的叙述，实际上完成了对韩邦庆的作家身份以及《海上花列传》文学贡献的双重肯定：

《海上花列传》作者，自署曰花也怜侬。或曰松江韩太痴所著也。韩初业幕，以伉直，不合时宜。中年后，乃匿身海上，以诗酒自娱。既而病穷，视世事无可为者，遂欲以著作易衣食，且以吐其胸中之块垒，于是乎有《海上花列传》之作。其所记，悉当时名人事实，第不举其姓名。而事之先后，亦错杂弗以序也。

夷考其时，大抵在距今四十年前，以书中无青莲阁，而有华众会。查自华众会改为青莲阁以来，已历四十余年也。今父老年在知命内外者，尚能知其事，指其人。若曰某人即某人，某事即某事。而彼時文酒风流，徵歌选舞，属书中所有者，胥如按图索骥，斑然可考。且其所以敬淫昏，警痴顽，而导之于正者，其用笔深入显出，意外言外。古今名作若《石头记》、若《儒林外史》等，无以尚也。

而之所以说经过《海上花列传》，早期海派作家与早期“鸳鸯蝴蝶派”作家群之间，完成了一次文学史上的“对话”与“传承”，原因之一是，《海上花列传》出版之后，各种盗版层出不穷，对此，上述序文中亦有所涉及：“间有改头易尾、割裂剿袭者，皆出书贾之也。匪第失书之真美，而文意亦晦塞拙陋，不堪寓目。此可谓唐突名著甚矣。”

清华书局版《海上花列传》出版问世之后，曾在《小说日报》等报端发布售书广告（见该报1923年4月30日），广告文字亦涉及该书主要内容，以及重新“发现”并出版该著的基本情形：

此书为云间韩太痴所著，别署花也怜侬。纪上海五十年前繁华景象。书凡50万言，分60回。悉当时真确事实。今老于冶游者，尚能指述其人也。书中赵某系真姓名，其人为无赖，中年后乃得利为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