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不列颠最重要的诗歌抄本之一《埃克塞特之书》（Exeter Book）中保存着九十五首脍炙人口的谜语诗。这些作于公元七世纪到九世纪、以第一人称拟人视角叙述的古英语诗作向今人呈现了中世纪早期英国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第十七首尤为神秘：“我是我族群的保护者，牢牢固定在缠绕的树篱上，内里装满王室的宝藏。白昼我常常吐出矛之恐怖（spereborgan），当我腹内填饱，幸运就会更多。主人目睹我如何从腹中射出战争之枪（hyldepilas）。有时我开始吞咽墨黑的战斗武器（beadowæpnum），尖锐的箭头，沾满毒液的痛苦之矛（attorsperum）。我神奇的腹中有闪亮的贮藏（wombhord wlitig），骄傲者的宝物（wloncum deore）。人们会记得从我嘴中经过的事物。”（包慧怡译）

透过一系列复合意象的迂回表述（kenning），敏锐的读者或许已經猜到，该谜语的谜底是“蜂巢”。是甜蜜的宝库也是潜在致命的军械库，蜂巢的双面性对精于养蜂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并不陌生，毕竟饮蜜酒（medu）是盎格鲁-撒克逊武士生活中重要的环节，一如我们在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中时常见到的表述“宴会厅”（meduærn，直译“蜜酒之屋”）、“宴饮座”（medubenc，直译“蜜酒长凳”）、“蜜酒之乐”（medudreám）等，或者在古英语挽歌《航海者》中读到的水手对蜜酒的怀念：“有时我把天鹅的歌声/收集来愉悦自己……用海鸥的长啸/代替蜜酒的畅饮（medudrinc）。”蜜酒这种口味可重可轻（取决于所用酵母和酿造方法）的“黑暗时期”酒精饮料的主材料即蜂蜜。

自英语写作的源头起（七世纪古英语诗作），“蜂房—蜂蜜—蜜蜂”这组有机结合而内涵多元的意象就令诗人着迷。一辈子在阿默赫斯特深居简出的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身后留下了大量“蜜蜂短诗”，包括《蜜蜂并不怕我》《我尝过一种未酿的酒》《蜜蜂的呢喃》《有一朵蜜蜂偏爱的花》《蜜蜂！我在等你》等。蜜蜂在其中通常是春天与大自然的信使，带来生命力和爱的狂欢：“要造就一片草原，需要一片三叶草和一只蜜蜂，/一片三叶草，加一只蜜蜂。/还有狂想。/仅有狂想就足矣，/假如蜜蜂稀少。”（To Make a Prairie）但蜜蜂在狄金森笔下也不乏暗面，比如以下这首只有四行的小诗《声誉是一只蜜蜂》（Fame Is a Bee）：

声誉是一只蜜蜂

它有一首歌—

它有一根刺—

啊，它也有一扇翅—

（包慧怡译）

尘世声名甜美如歌（或许是海妖塞壬之歌），剧毒如刺，对狄金森来说，它最主要的特征却是转瞬即逝，如蜜蜂轻盈振翅。“世间荣光自此逝”（Sin transit gloria mundi），这也是狄金森名篇《我是无名者！你是谁？》（I’m Nobody！ Who Are You？）的基调。一个多世纪后，同样在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于生命接近终点时密集写下的《蜜蜂组诗》，则是关于蜜蜂与女性心智的更为惊世骇俗的探索。《蜜蜂组诗》是后世编校者为普拉斯创作于一九六二年十月三日至十月九日的五首蜜蜂诗起的名字，包括《蜜蜂聚会》《蜂盒送达》《蜇》《蜂群》《过冬》。除了《蜂群》（The Swarm， 被收入原手稿的目录页，却不在正文中），其余四首蜜蜂诗是诗集《爱丽尔》（Ariel）的压轴之作—年仅三十一岁的普拉斯于一九六三年二月自杀时，在书桌上留下了一个黑色的弹簧活页夹，里面是组成《爱丽尔》的四十首诗作的手稿。

普拉斯的父亲，波士顿大学昆虫学教授奥托·普拉斯（Otto Plath）的专著《大黄蜂及其习性》（Bumblebees and Their Ways， 1934）至今仍是该领域的权威之作，奥托还有个德语昵称叫作“蜂王”（Beinen-Konig），普拉斯曾在《养蜂人的女儿》（The Beekeeper’s Daughter）、《伊莱克特拉在杜鹃花路》（Electra on Azalea Path）等早期诗作中回忆身为蜜蜂专家的早逝的父亲。一九六二年六月，新近搬家到英国北陶顿德文村的普拉斯自己成了一名养蜂人，她在六月十五日致母亲奥蕾莉娅的家信中兴奋地描述了最近参加的一次聚会：“波拉德先生白送了我们一只老蜂巢，我们把它漆成了白色和绿色，而今天他带来了我们订购的驯服的意大利杂交蜂群……泰德只在头上罩了一块手帕，那本来是防蜂面罩下戴帽子的地方，蜜蜂爬进了他的头发，他带着半打蜂蜇逃走了。我完全没被蜇……”（《家书》）泰德即英国诗人、普拉斯的丈夫、她一双儿女的父亲泰德·休斯（Ted Hughes）。就在同一个月，普拉斯很快发现，真正遭受了“蜂蜇”的是她自己：休斯正在与帮助他们照顾婴儿（儿子尼古拉斯当时才五个月）的有夫之妇阿西娅·薇威尔（Assia Weevil）开展婚外恋情。同年九月，普拉斯与休斯分居，携两个孩子搬入伦敦菲茨罗伊路二十三号没有电话的公寓（那儿曾是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的故居）。十月，她经历了一次创作高峰，共写下二十八首诗，不少后来被收入《爱丽尔》中。在那个伦敦“百年不遇的寒冬”中她继续写诗，次年一月，她的自传体小说《钟形罩》（The Bell Jar）以维多利亚·卢卡斯（Victoria Lucas）的笔名出版，接着就是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那个致命的凌晨，普拉斯在家中把头伸进了打开的煤气炉，事先用湿毛巾堵上了两个孩子卧室的门缝。在《蜜蜂组诗》的第一首《蜜蜂聚会》（The Bee Meeting，是蜂群聚会也是养蜂人的聚会）开篇，普拉斯已用词语完成了现实中的被蜇者（休斯）与婚姻生活中的被蜇者（“我”）之间的经验转换：

在桥头，等待我的是什么人？是村民—

教区长、接生婆、司事、蜜蜂代理。

穿着无袖的夏日连衣裙，我一无庇护，

他们却戴手套，佩面纱，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他们微笑着，放下钉在古老帽檐下的面纱。

我赤裸一如小鸡脖，难道就没人爱我？

有，蜜蜂书记来了，穿着她雪白的店员衫，

替我系好腕上的袖口、从脖子开到膝盖的裂缝。

现在我成了乳草丝，蜜蜂不会注意我。

嗅不到我的惊骇，我的惊骇，我的惊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