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蜂家族中最知名的当属西方蜜蜂（apis mellifera），德语中称为“westliche Honigbiene”。这种会把采集来的花蜜酿成蜜糖、会分泌蜂蜡筑巢的小家伙，博来古今诗人无数溢美之言。几千只西方蜜蜂构筑起的小小共和国，就是一个乌托邦世界的缩影。

蜂蜜给予甜美与养分，蜂蜡带来光明与温暖。在两希传统中，我们都能看到用“流着奶与蜜”来描述幸福与丰盈之地。奥维德笔下的黄金时代，以色列人向往的迦南美地，都是翻腾着奶、流淌着蜜的肥沃仙境。不过基督教传统中的“奶与蜜”并不仅限于表示物质上的丰饶。大卫在《诗篇》中就多次称神的“道”比蜜还要甘甜。由此再看大卫在《雅歌》中对爱人的赞美：“我新妇，你的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

真理之“道”宛若圣洁的蜂蜜，不仅让口腹得饱足，也能治愈内心的伤痛。因此不少能言善辩的教父和牧者都被比作蜜蜂，例如米兰大主教圣安布罗修斯（Sanctus Ambrosius），又或明谷的圣伯尔纳（St. Bernard de Clairvaux）。根据十三世纪妇孺皆知的圣人故事集《金色传奇》（Legenda aurea）记载，曾有蜂群飞到尚在襁褓中的小安布罗修斯的脸上，将蜜涂抹进他的嘴里。在天主教传统中，上述两位圣徒都是养蜂人和制蜡匠的主保。

事实上，古希腊也不乏类似的传说。抒情诗人品达、哲学家柏拉图、剧作家索福克勒斯都曾在婴孩时经历过蜜蜂的“圣膏”：蜂蜜宛若从天泻下的圣灵，注入这些圣贤的口中。

不过，爱人唇舌下的私情密语，显然并非一味的甘甜，终归不时掺杂着嫉妒、猜疑、恐惧甚至中伤。凡人之爱如同玫瑰，也像蜜蜂，既鲜艳、甜美，又多刺、蜇人。丘比特的金箭射中人心的瞬间，即意味着幸福与疼痛的同时降临。在老卡纳赫（Lucas Cranach der Ältere）的油画《维纳斯与偷蜜的丘比特》（Venus mit Amor als Honigdieb）中，调皮的小爱神拿着盗来的土蜂窝，一脸无辜地摸着被蜜蜂蜇痛的脑袋，而他的母亲维纳斯则望向观画者，她的眼神似乎在质问我们，渴望蜂蜜（爱情）的甜美而去偷盗，反倒尝到疼痛的滋味，这真的是一种罪过吗？爱与痛，不正是难解难分的吗？

蜜蜂（die Biene）在德语中是阴性名词，这显然也与雌性蜜蜂在蜂群中的主导地位有关。一个蜂群可由少至数千，多至数万只蜜蜂组成。蜂群中唯有一只能正常产卵的雌蜂，这就是蜂后（Königin），她是整个蜂群的母亲。在一些古代文明中，蜂后是“原初之母”“丰收女神”的象征。她的寿命比一般蜜蜂要长很多，可达四到五年，但这众星捧月的一生可绝不轻省。她每天产近两千个卵，其中受精卵会发育成雌性的工蜂（Arbeiterin），而孤雌生殖的未受精卵则会发育成雄蜂（Drohn）。工蜂承担起蜂群中除生殖以外的所有职责—保育、筑巢、清洁、采蜜。而雄蜂则彻底相反，他们只负责与蜂后交配，甚至没有独立进食的能力，需要靠“姐妹们”来喂养。他们的结局也甚是凄惨，到了花粉和花蜜短缺的秋冬，大部分雄蜂会饿死，或直接被工蜂赶出蜂巢。整个蜂群在一段时间内会成为只由雌性蜜蜂主导的“修女院”。

工蜂也的确是理想修女的化身。她们不被异性吸引，唯独钟爱花蜜。她们之间没有嫉妒和仇恨，只有协同合作。虽然每只工蜂是柔弱的，但她们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极限，就能用秩序和规律构筑强大的家园。天主教传统中常用蜂箱影射圣母玛利亚，纯洁无染的工蜂（圣女们）在那里都能找到自己的一方归属。例如在德国文艺复兴巨匠马蒂阿斯·格吕内瓦尔德（Matthias Grünewald）充满各种隐喻细节的《施图帕赫圣母像》（Stuppacher Madonna）中，我们就能在圣婴的左侧看到这奇妙的象征，而且地上的蜂箱恰好与天际代表和解与宽恕的彩虹相连。

或许正由于戴在蜜蜂头上的理想主义光环过于耀眼，幾乎一切美德皆可适用，因此古典主义之后的一些作家也开始反抗这一根深蒂固的正面形象。例如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就从男性群体视角出发，将让人悲喜交至的女性恋人比作蜜蜂：

仿佛蜜蜂

你那样飞翔，

和颜悦色地

吮吸花露，

哦，从所有

花冠啜出露汁，

旋即飞走！

仿佛蜜蜂

你那样享用，

千娇百媚地

愿意付出

独属的甘蜜，

我们以为，

你没有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