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一年，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俄罗斯普希金博物馆和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联合举办了“马蒂斯在摩洛哥”（Matisse in Morococo）主题绘画作品展。本次展览作品来源于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的摩洛哥题材绘画。在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马蒂斯曾经先后两次前往北非的摩洛哥游历。在富有异域色彩和东方情调的摩洛哥，马蒂斯以创作的一系列摩洛哥题材绘画掀开了艺术生涯的重要一页。一九一三年，马蒂斯回到法国巴黎后，曾经将这一批摩洛哥题材绘画作品在巴黎的伯恩海姆·热奈画廊（Bernheim-Jeune Gallery）集中展出，展览大获成功，作品很快被抢购一空，被法国与苏联的收藏家们分散购入。一直到此次展览，这一系列鲜为人知的作品才重新匯聚展出。其中，《侧卧的宫娥和玉兰花》（Odalisque couchée aux magnolias，1923）为马蒂斯一生的巅峰之作，由佩吉及大卫·洛克菲勒夫妇珍藏，一直挂在两人位于赫逊松庄园的客厅之内。二○一八年，在纽约佳士得“十九及二十世纪艺术”晚拍专场上，马蒂斯的《侧卧的宫娥和玉兰花》以创纪录的八千零七十五万美元（合人民币5.1429亿元）的竞拍价落槌。这一天价不仅刷新了马蒂斯作品拍卖的纪录，同时创下整个十九及二十世纪艺术拍卖的新高。不难想象，马蒂斯又一次带来了艺术界的震动。

《侧卧的宫娥和玉兰花》缘何可以拍出天价？画中的玉兰花、摩洛哥挂毯上的枝叶纹理色彩鲜明而简洁，以极简的自由舒展的笔触来勾勒宫娥的身体，极尽夸张变形，以此形成视觉上强烈的体积感。马蒂斯的这种造型与处理方式，不仅没有造成视觉上的不安与怪异，恰恰相反，画面所传达的是一种整体的力的均衡与和谐，表现出强烈的东方情调。这种女体的表现方式，其独特性在于它所表现的并不止于现实客观存在的女体这一形象，而是由物的层面上升到形而上的精神层面，从而传达出一种整体的宇宙和谐感，共同生成了一种朴素的东方审美情调。

马蒂斯的这一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与早期的画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是来自他两次摩洛哥之行的记忆。正如马蒂斯自述：“我在摩洛哥见过她们（宫娥）。因而能在返回法国后，在没有‘脚本’的情况下，把她们令人可信地纳入我的画中。”“宫娥是一种快乐的怀旧之物，它像一个生动、可爱的梦，令我回到摩洛哥那迷人、狂喜的日日夜夜中。我感到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催促着我表达这份狂喜，用与之相应的阳光、奢华图案和色彩节奏。”由于马蒂斯早年成名于“野兽派”（Fauvism），加之《带绿色条纹的马蒂斯夫人像》（Madame Matisse： The Green Line）等一系列人物肖像作品的风靡，致使这一批摩洛哥绘画题材作品被遮蔽，甚至于在马蒂斯的传记及创作年谱中，这一段摩洛哥之行也并未受到重视。实际上，两次摩洛哥之行是马蒂斯一生创作的“拐点”。

早期野兽派以大胆的色彩革命蜚声画坛。当艺术走向复杂和怪异，艺术何为？在经历了“野兽派”的喧嚣与骚动之后，马蒂斯很快便从“野兽派”的野蛮呐喊中抽离出来，当时的他面临一个很重要的艺术难题：个性如何可能？如何生成一种个人面目？

马蒂斯很快便将目光转向了异域。他将异域的东方文化元素视为了一种新的外部刺激，力图生成一种新的艺术活力。从年轻时代起，他就注重艺术的异域影响因素。一开始，他就对非洲黑人木雕抱有浓厚的兴趣。非洲黑人木雕人像大都做一种变形化的处理，将人像的颈部夸张拉长，人物脸上空洞状的双眼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事实上，正是这种未画完眼珠的双眼，恰恰传达了一种旷古的忧伤，意味绵长而动人。非洲黑人木雕带给了马蒂斯长久的、强烈的灵魂震颤。此后，他多次游历异国他乡，在异域送别一个又一个黄昏。从普罗旺斯、西班牙、塔希提岛到莫斯科与摩洛哥，从非洲艺术进一步延伸至伊斯兰艺术。一九一○年冬，马蒂斯赴西班牙旅行，感受到伊斯兰文化带来的心灵颤动，这促使他选择继续前往更远的北非摩洛哥一探异域风情。

马蒂斯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与夫人一同抵达摩洛哥的北部古城丹吉尔（Tangier），当时下榻在蒙塔恩山上著名的法兰西别墅旅馆，这里有着全城最好的写生点，可以俯瞰全城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