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新课题：全球资产配置

许多进行海外布局的企业家有一种看法：过去40年，在中国的企业要做国际化配置，做跨市场供应链的布局，是可选项。中国当时本来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跟着中国的市场发展大势一起跑就能发展得不错。

现在，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剧烈的变化，为了应对这种剧变带来的冲击，中国的企业进行跨市场供应链和产业配置是个必选项，是应对新的国际环境挑战的生存的需要。

这些来自企业的体会，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从微观层面印证了当前整个国际宏观格局出现的显著变化。

过去全球范围内可以说是以全球化、一体化和相互融合为基调。现在则可以说是碎片化、脱钩、区域化等为基调。当前就处于这样一个局部脱钩的过程中，这个时期，中国的企业推动相应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新布局，既有中国的企业主动的布局，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产业升级的客观需要，也有部分欧美和日韩等实施所谓“中国+1”策略，推动其贸易结构从离岸贸易变成友岸和近岸贸易。可以看到，这几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比的下降和对东南亚出口的上升，背后逻辑就是全球区域经贸格局在这一新的大趋势推动下的调整和相应的产业结构出现的调整。

同时，中國当前面临的一个影响深远的新形势还包括即将到来的深度老龄化。1962年到1972年是中国婴儿潮十年，出生了3亿人。这十年过去之后，这些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群陆续退休，中国就从人口结构上全面进入深度老龄化。这并不是说有多么可怕，但是需要从经济金融体系各个方面早为之计。

早期法国、日本、韩国在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在金融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因为老龄化导致本国金融资产的回报下降，所以其金融机构开始进行海外大规模的优质资产的专业配置。在迷失的30年阶段，日本在境外的投资资产规模非常大。大家会比较日本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和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差别，也就是日本老龄化开始的起点。GNP的增长明显快于GDP增长，背后的推动力量就是海外资产配置在推动，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一些日本的企业转型成为国际企业和跨国公司。

梳理这些背景信息，是想强调一点，在新形势下讨论金融开放，要支持立足新的环境，支持中国的优秀企业主动进行跨市场的产业链供应链配置，提升自身应对全球冲击的能力。而金融机构当前要服务实体经济，就要把握中国的企业进行产业链供应链重新布局的客观需要，这些企业现在客观上需要更多地跨境的资金自由调度的权利，进行跨境的复杂的并购、整合、投资、风险管理、投融资等多重需要。

出于经济转型、中美利率周期差异等因素，现在境内资产的回报水平慢慢在下降。相对来说，寻求配置海外相匹配的金融资产的需求在上升，从人口结构与金融结构的相互关系以及一些国家应对老龄化的经验看，当前是不是可以考虑以更大幅度鼓励这些金融机构做一些全球的与其自身的风险收益偏好相匹配的优质资产配置。

从国际经验教训看，30年前日本的很多金融机构有一部分还沉醉在当时日本可能会继续高增长的迷雾里，主要只投日本本土资产，后来净息差不断地收缩，导致经营出现问题，被整合并购退出市场。也有一部分日本的金融机构主动进行海外配置，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经营状况，支持了这些金融机构度过了日本艰难调整的30年。

当前，中国已经宣布希望加入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的金融开放状况势必要作出适应性的调整，特别是以更大的金融开放来支持企业进行跨市场投资布局的便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