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水的流动只有在高低有别的地形中才能形成一样，资本的流动也必然伴随着某种形式的失衡。在一定的边界内，失衡往往是资本流动的必要条件。可一旦越过某个临界值，失衡或许会带来体系的重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这样一个临界点：从全球化到去全球化，包含贸易和资本两个维度。

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嵌套式的动力系统，双边或多边协定搭建了制度框架，主权国家、国际多边组织和跨国公司是规则制定者；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以及商品与服务的流动是全球化的主要内容。从国际收支账户来看，商品与服务流动和资本流动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生产要素的流动会重塑国家的比较优势。由于技术和劳动力往往是附着于资本之上的，资本的流向（尤其是直接投资）是观察“权力转移”的重要前瞻指标。大国博弈，都伴有一场无硝烟的“资本战争”。

《资本战争》的作者迈克尔·J.豪厄尔是CrossBorder Capital（跨境资本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在金融行业从业30余年，曾任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研究总监——正是在所罗门兄弟公司，他提出了“全球流动性”的概念，并建立了全球流动性分析和资产配置框架。

全球化1.0到3.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全球化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5—1973年，为布雷顿森林体系1.0时期。基本特征是：政经格局呈现为两极对立，彼此孤立，西方阵营内部实行“金汇兑本位+固定汇率+自由贸易+资本管制”的组合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黄金-美元本位，本质上仍是固定汇率制。这主要是吸取了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教训。战后的共识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纸币泛滥和竞争性贬值是摧毁经济、政治动荡的重要原因。之所以要对资本进行管制，也是为了维护固定汇率和本国货币政策自主性。在“三元悖論”的框架下，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不可兼备。国际金融领域最新的研究表明，只要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独立性都很难维持。当然，经验也表明，积累外汇储备也是追求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手段。因此，在第一阶段，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较小，与贸易的波动基本一致，且主要发生在西方阵营。截至1960年，99%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了发达国家。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布雷顿森林体系2.0时代。其基本特征是“美元本位+浮动汇率+自由贸易+金融自由化”。从生产端到需求侧，全球大市场开始形成，生产分工的特点是横向和纵向一体化并重，且后者在规模上居于主导地位。金融层面，在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改革措施的刺激和信息通信技术的支持下，跨境直接投资规模快速膨胀，规模和增速都数倍于贸易，并且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内部。正是由于资本的跨境流动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价值链贸易逐渐成为主导形式。生产端，一般而言，如果一家公司在国外能以比在本国至少低20%的成本生产一种产品，离岸外包就是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需求侧，伴随着海运成本的下降和“集装箱革命”，货物贸易急速发展。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以贸易或资本流动规模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2008年是二战后全球化的顶点，商品贸易占GDP的比例为52.46%。截至2020年，该比例已经下降到42%，在此过程中，价值链贸易规模同步回落。效率优先的全球化时代终结，政治、安全、地缘的考虑逐次凸显。

美元流动性与安全资产短缺

在一定程度上，核心国家的意愿和能力，决定了全球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