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进入“非升即走”的第三年，秦晓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一年，她还没参评副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第二年落选，在承担科研工作的同时还在兼顾學院的行政工作。“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在秦晓的计划里，“明年拿下青基，评上‘副高’就备孕”。
但现实是她33岁了，已经不在“最佳生育年龄”的序列。
孕5周，秦晓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了孩子，这个10毫米的“小糖豆”一下就攥住了她的心，“我没有刻意备孕，但她长得这么好，所有指标都正常”。
秦晓决定生下这个孩子，同时开始准备三战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虽然截止年龄是35周岁，但对我来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申请了。”秦晓担心自己生完孩子之后的两年没有体力和精力再战“青基”。
从拿到博士学位，到教学、科研、发表论文，一个女性学者在职业阶梯上“最难熬的10年”往往是她们的最佳生育年龄。研究员张琴曾经在一场科研工作会议上听到这样一个建议，希望女性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年龄线可以适当放宽，男性保持不变。
各类科研基金青年项目不仅为学者带来丰厚待遇和学术资源，在一些实行“非升即走”政策的高校里，获取某项国家级科研基金项目是青年教师获评职称的必要条件之一。一些青年学者不得不集中调度自己的时间，赶在年龄节点之前，匹配高校的学术评价。
其实，早在10多年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就将女性申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年龄限制由35周岁拓宽至40周岁，旨在为女性创造更为友好的科研环境。
4年前，科技部、全国妇联等13个部门发布《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其中明确提到，国家人才计划适当放宽女性申报人年龄限制。
但是，在女性学者相对更为集中的社科领域，这项变革仍未全面推动。事实上，在我国，除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部分项目对女性有特别支持之外，其他类型的科研基金项目鲜少区分男性和女性申请者的年龄限制线。
在张琴参加的关于女性婚育研究的科研内部工作会议上，上述建议引发了与会学者的讨论——年龄不再成为限制条件，是否会真正激发女性的科研创造力？从另一个角度看，以性别区分评价标准是不是“另外一种不平等”？
生育的时机
直到自己开始备孕，张琴才真正理解了那场会议上的争论，以及女性学者面临的困境。
生还是不生？什么时候生？对于一些女性学者而言，生育的选择甚至关乎科研生命。张琴博士毕业时29岁，那时候的她并不觉得女性一定要生育，“丁克夫妻”是学术界常有的组合。
一次拜访给了她很大的触动。张琴的师爷90多岁了，家里没有孩子，只有一台扫地机器人，“他看着那个小东西，来来回回的就像看着一个小活物一样”。师爷住在大学的家属院里，楼下就是附属幼儿园，放学的时候，孩子们成群结队，叽叽喳喳。师爷有时站在窗口望，有时直接到楼下去，他告诉张琴，“年轻的时候觉得他们好吵，但是退休了之后，就特别喜欢听那些小孩的声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渴求特别有生命力的链接，张琴说：“我其实是怕自己会后悔，等到我真的想要的时候，又不能生了。”
博士毕业后，她进入一家体制内的研究院工作。她的办公室藏在一栋大学的行政楼里，每周她需要到单位坐班两天。相比于高校，这里的晋升压力和发表论文压力都没那么大。张琴结婚时31岁，在博士师门里不算晚，“但我第一拨结婚的初中同学有的已经开始离婚了”。她告诉记者，晚婚的女博士在生育时机的选择上往往面临着更小的容错空间。
“生育的线好像也卡在35岁。”备孕中的张琴发现，20多岁的女性做孕检大多没什么问题， 但是到35岁以上，指标经常有“红箭头”。
35岁同样是一些“青椒”（代指青年教师）最重要的聘期截点，决定了她们是否能评上副高职称，通过“非升即走”的考核，一旦失败就意味着失业。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李秀清曾在其文章中提到，各高校竞争的第一硬核就是科研学术，重中之重就是科研、发文、重大项目。
高校里的女性“青椒”延后生育有时是一种“不得不”，“在年龄线之前，先拼项目”。一方面这些科研基金项目影响着科研人员的职称、待遇和资源分配；另一方面，有了自己的项目和经费才能更好地攻克科研问题，“以项目成果为包装的科研论文更受期刊的关注”。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世杰、张文霞在调研中发现，一个青年科研人员如果在职业生涯早期未能实现高起点，就很难在后续职业生涯中实现突围，所以青年科研人员从一开始就要参与激烈的资源角逐。
在社交平台上，科研人员把国家级科研基金项目的公布时间称作“放榜日”，青年项目被他们看作科研之路上“升级打怪”的第一个关卡。有人发帖“35岁拿不到青基怎么办”“拿不到青基是不是这辈子都评不上副教授了”“最后一次青基机会，如果不中科研道路怎么走”……
李秀清发现，相较于她刚入职的时候，30年后的现在，若要在高校立足生存，求得发展，需要应对的任务重了不止一两倍，青年学者面对的压力与日俱增。“毋庸讳言，这对年轻女性学者的压力更甚。”
她曾在学校的一场内部会议上建议，针对科研考核和评职称的量化机制，应给予职称升迁期怀孕生子的老师至少两篇核心期刊论文的加分，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认真的。”李秀清说，“男人不会怀孕、不会分娩、不会哺乳，女性对此的感受必然会更加强烈些。”
上海交通大学在2020年曾进行过一项研究，探讨“非升即走”制度下女性青年教师的压力状态与生育意愿。结果显示，因惧怕求职中对未育女性的性别歧视，16%的被调研者经历了生育提前，52%经历了生育推迟，大约33%评上副教授才生育头胎——在职业生涯最黄金的时期，女性要面临生育和升职的两难。
“生育最好的时机要么早要么晚。”在张琴的观察样本里，硕士研究生阶段就结婚生育的师妹似乎在教职工作中没有那么窘迫，但她仔细想了想又补充道：“她的父母非常给力，一直帮忙照看孩子。”
一位教授妈妈表示，常有邻居羡慕她，一周就上两天班，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在家带孩子。但其实，科研工作的弹性制意味着“永无尽头”地思考，就算没有时间和精力实现高强度写作，也要保持阅读。“甚至是我有了孩子之后才意识到，我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
“不发表，就出局”是学术现实，科研人员在科研与教学的夹缝中“谋生存”是常态，这与人们对高校教师职业自由轻松、有更多闲暇时间照顾家庭的认知反差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