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西文化传统中，早期的科学与人文知识并没有严格区分开，而是作为整体的知识来探究的。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论性科学、实践性科学和创造性科学三种科学，从高到低制定了最初的科学等级。人文科学在中世纪是学院教育的一部分，比如七艺中的语法、修辞、辩证法。中世纪后期，一些学者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文化遗产中研究、发掘出一种与神学相对立的世俗文化，并冠以“the humanities”人文学的称呼。到16世纪，人文学包括语法、修辞、历史、文学、道德哲学等科目，指的是一种主张从人的经验出发，尊重人的自由本性和价值，重视人的思想及文化传统的知识与立场①，从事人文学研究的学者被称为人文主义者。文艺复兴至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是西方社会世俗化、现代性进程的开端，也是近代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分野之时。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导致和促进了学科的分化与形成，一方面科学研究与技术革命突飞猛进，另一方面哲学家开始强调人文知识的重要性，关注文化、历史和语言研究。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科学探寻与对人文知识的沉思从此渐行渐远。启蒙主义以来的哲学家也从各个角度划分开经验层面与先天理性层面，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执在康德哲学那里曾暂时达成平衡，但大部分哲学家都各持一端。从实践角度看，科学方法论一直在所有科学中具备优势地位，以至于科学在20世纪成为哲学研究等人文科学的核心问题。

在19世纪，西方人文科学形成与自然科学相对的独特研究领域，这一时期产生的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学等人文科学纷纷借鉴自然科学方法，模仿自然科学形成学科规范，力图揭示人类社会与心理领域的客观规律与深层结构。稍加注意便会发现，自19世纪实证主义思潮以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从研究对象、主体到方法，都对人文科学产生了持续且巨大的影响，比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对人文学科研究的范式性影响。文学批评在19世纪中后期也形成了科学化思潮，出现了文学史批评、文学社会学批评等。可以说文学与科学的紧密关系并非在20世纪末才为人瞩目，而是早在现代文学理论发端前已成为文学研究的常态。同时，现代人文科学建立伊始就面临着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要求，在建构民族国家身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纪欧洲各国民族文学的繁荣与比较文学的兴起充分体现了这一点。20世纪的军事对抗、地缘政治、民权运动、全球化趋势等更是直接左右了人文科学的转型兴衰，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民权、女权运动以来，人文科学从理性主体、总体性观念到合法性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这一挑战与其说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人文科学的威胁，毋宁说是科学技术本身的急剧飞跃带来的冲撞以及社会现实问题合力产生的压力。

从方法论角度可以发现，人文科学处于科学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它往往受到哲学思潮和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影响，同时将其转化为某种叙述性知识，以应对变化中的社会问题。这一趋势在20世纪后半叶越来越表现为科学研究对于人文科学的优势影响力。可见，人文知识的方法与功能之间，从其诞生伊始就存在着某种难以避免的裂隙或矛盾，这带来了人文知识本身的方法论危机。20世纪前期的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是人文科学试图恢复科学方法论之外的人文经验科学性的最后努力，它们在20世纪后半叶的沉寂部分地说明了这种努力的结果。如果说19世纪后期以来的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受到科学知识的影响和挑战，那么20世纪的人文科学除了延续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广泛吸收，还表现出强烈的自反性研究或者说解构趋势。这一方面加剧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现实的疏离感，另一方面则在20世纪中后期形成了强劲的跨学科研究潮流。

20世纪中期以来的科技革命带给人文科学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人文科学还有无必要存在？尤其新世纪以来，在自然科学不断开发的新媒介和交互平台上，人工智能的出现已前所未有地改变人类知识的界分、积累、生产和传播特点，人类社会的知识结构、认知方式正在发生决定性的升级改造。当人工智能正以深度学习追赶并超越人类知识的已知限度，当生物技术和医学已可以克隆人体器官、修改致病基因甚至尝试体外生育，以人类个体的知识积累和理解见长的传统人文科学面临着显而易见的生存危机。

为应对危机，传统人文科学面临几种选择，一种是守护人文科学的悠久历史和独特的人类主体价值立场，呼吁以人文的理念来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批判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带来的社会及环境生态问题，倡导传统的超越性人文精神的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