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家创新体系 整体效能 科技体制 系统思维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自工业革命开始，人类进入现代经济发展阶段。与传统发展方式主要依靠人力和土地等要素投入相比，科技创新活动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也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
大国科技创新活动的主体和组织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从个體向系统转变
工业革命早期的个体创新活动。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学习和知识积累是隐性和基于实践的，发明者的技能和知识基础源于已有的行业，所有发明都来自生产实践和发明者个人的努力，科学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作用尚未得到普遍认可。英国通过非正式和传统的学徒制培养了大量技术人员与工匠，他们对新发明的工程细节完善做出了平凡却不可或缺的贡献。例如，凯伊的飞梭在18世纪30年代第一次使用，提高了纺纱的生产率。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织机被看作工业革命的开端，这种机器与原来相比不需增加劳力就可以把几根线纺成一条，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理发匠阿克莱特发明的精纺机，用机器驱动轮子捻拧棉线，适用于不同粗细和硬度的棉纺。1771年，阿克莱特建立了第一个纺纱厂，将大量劳动力聚集于同一场所，形成了最早的工厂生产体系，并成为当时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克劳普顿发明的骡机兼具纺纱机和水轮机的某些特点，其技术先进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瓦特改进的蒸汽机被视为工业革命的标志，不仅促进了生产从家庭向工厂的转变，还提高了工厂结构和设立地点的灵活性。而斯蒂芬森发明的火车，使斯密强调的由市场扩张而产生的规模经济、专业化等效应得以迅速实现。
工业革命后期的建制化创新活动。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早期，仍然存在大量独立研究机构和发明人，但新工业革命的重工业化和资本密集化使技术创新的复杂性增强，创新所需的资源投入增多，独立研究机构和发明人难以成功地进行创新活动。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随着技术复杂性的提升，技术进步被赋予更多科学的特质，越来越多的知识被编码化，这也加速了不同部门间相关知识的扩散。个体发明家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科技创新的需要，更大基础设施的支撑、更多人员的参与、各种综合性知识的运用已成为新时期科技创新工作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工业实验室、研究型大学、国家实验室等建制化机构逐渐取代了个人在创新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从早期的个体创新活动转向建制化和系统化的创新。
组织制度创新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把产业与科学联系起来，并在几个方面改变了创新过程：一是对发明者进行规范的训练变得相当重要，工匠式的发明创造数量大大减少；二是企业外部开展规范化培训和研究的各种机构的作用明显增强；三是企业内部基于经验和编码的科学与技术知识成为企业扩张及多元化的强大推动力。企业研发的内部化是促进技术创新的一项意义重大的制度创新。这不仅能减少企业引进新技术的市场交易费用，还可以扩展企业内部知识基础，增强其技术吸纳能力，因此大大增强了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德国的一些大企业率先整合了专业化的研发部门和实验室，把科学家和企业家聚集到一起，提高了对创新可能性的认识，减少了创新风险，增加了创新收益，为产业技术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德国研究和技术型大学的快速扩张对产业技术创新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德国大学培养了大量经过科学训练的研究人员，大学教授为企业研究提供咨询，大学实验室还为企业研发实验室在创立初期的科学实验提供了场所。
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早期虽然有爱迪生这样的个人发明家，但是大企业模仿德国化工企业建立的工业实验室在技术创新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些机构招收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源源不断地研制出富有创意的新产品，有的研究还处于科学前沿。从1910—1950年，在工业发达国家的产业界中研究成果增加了近100倍，其中80%是诸如杜邦公司、AT&T公司、标准石油公司这样的大型公司内部研究部门的成果。高等教育也成了美国20世纪早期科学和工程追赶的重要因素，因为大学是科学技术知识的公共存储器，它们在教学中积累知识、又通过研究扩展了知识。二战期间，为了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美国政府又组建了国家实验室，集聚了相关领域的顶级科学家，创新活动的建制化色彩更加凸显。
后发国家创新体系的兴起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如何通过塑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发挥各类创新主体的作用，成为创新追赶的重要任务。二战后，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通过大规模引进美国的先进技术，并加以适应性改造，同时通过自身的组织创新，在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挑战美国的工业领导者地位。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等传统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步伐却大大放缓，在工业制造领域的优势正逐步丧失，引发了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国际冲突和决策界的高度关注，对国家竞争力的研究也逐步提上了日程。在此背景下，不少国家的学术界和政策界兴起了一种“技术国家主义”的思潮，认为虽然国家的技术竞争力由企业组成，但一国的技术能力可以通过国家行为来构建。借助国家和政府的推动作用，不断提升企业创造新产品和新服务的能力，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有效办法。
正是在研究“日本奇迹”时，英国科学政策研究者佛里曼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简称NIS）概念，并把日本经济的成功归因于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即一种由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构建的网络，一切新技术的发起、引进、改良和传播都通过该网络中各组成部分的活动和互动得以实现。国家创新体系的功能是支持创新的产生、发展与扩散，其效率取决于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度，并直接影响一国的经济绩效。相比欧美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虽然没有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革命做出原创性技术贡献，但其国家创新体系有极强的消化吸收外来技术、通过持续改进来培育本土创新的能力，因而率先抓住了技术范式跃迁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