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枫又老又年轻。

她的物理载体，如今在北京南城二环内一个小区的居民楼里，挨着居民住户，很不起眼，门口有一块牌子，写着“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而精神意义上的“红枫”，在30多年里，已经成为很多女性生命当中的寄托。

1992年，中国第一家非营利性民间妇女组织红枫中心，开辟中国第一条妇女心理援助热线，为来线妇女解答生理健康、家庭关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心理困惑。直到红枫热线开办三年后，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才让妇女运动、非政府机构（NGO）等概念逐渐为国人所知。

红枫是国内最年长的妇女公益组织，而红枫人也多数不那么年轻了。

现任联合主任吴群芳今年56岁，已经算年轻人，另一位联合主任孙一江今年69岁，理事长卢小飞73岁，在红枫兼职的出纳员70岁，中心顾问侯志明75岁。

她们把大半生献给了红枫，有人是退休之后开始在红枫做公益，拥有第二段职业生涯，像活了两次。

在红枫，有太多故事可以讲。这些故事像一块块拼图，拼凑起红枫的30多年岁月。

这是一群女人的事业。

帮助妇女站立起来

王行娟95岁了。她个子矮小，头发全白，但思维敏捷，声如洪钟。

在红枫中心的办公室，侯志明跟我说：“你一定得见见王行娟老师，这是我们妇女公益事业的泰斗人物，就算你不采访，你也该去见她一面。”

王行娟和红枫的故事从1988年说起。那一年，王行娟从北京出版社离休，并见证了两件大事的发生。

一件是国务院在13个省区市开展优化劳动组合的试点工作，实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把厂矿企业中的富余人员剥离出来，而被剥离的职工当中，约70%是女性。一件是国家实行领导干部差额选举，大批女领导女干部被“差”下去，甚至社会上开始重提“女人祸水”“牝鸡司晨”的老调，“如果女人不站起来呼吁、呐喊，那么新中国女性获得的政治参与权就会得而复失”。

1988年，全国妇联的机关刊物《中国妇女》全年12期开辟专门的版面讨论一个问题：“回家潮”中下岗妇女的出路在哪里？

杂志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一个在工厂上班的城市妇女，早上先给一大家人做饭，自己再去上班，下班回来洗衣、做饭、辅导孩子功课，她形容自己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被下岗之后，她以为自己可以不这么累了，但是丈夫开始说她“吃白饭的”，她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几次想要投河自尽。

王行娟感到自己有必要做些什么。“我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女性，我觉得我有责任帮助这些妇女站立起来，首先是思想意识的改变，建立她们是社会主体而不是客体的思想，所以后来妇女研究所的章程上有一句话：唤起妇女的主体意识，使她们成为独立的个体，有尊严地生活。”

1988年2月，王行娟邀请了自己在妇联系统里相识的女性学者和媒体人到家里开会。午饭由媒体人侯志明掌勺烹饪她拿手的炸酱面。这场被戏称为“炸酱面会议”的会面，缔造了中国第一个妇女公益民间组织—中国管理科学院妇女研究所。

这就是红枫的前身。这个组织一开始以研究为主，做调研、写报告、给妇女干部讲课，专门研究妇女问题，比如女性参政。因为经费不足，王行娟还曾租下一个柜台，摆摊卖妇女用品，半个月只赚了三百块钱，还付不起临时工半个月的工资。这件事后面几届红枫人都知道，笑称为“红枫走过的弯路”。

当时所有的求助几乎都在讲同一个故事：丈夫下海了，去了海南，去了深圳，去了珠海，他挣了钱就有了小三，他富裕了就要跟我离婚。

在妇女研究所时，王行娟一直觉得，广大的妇女群众看不懂自己的研究、不知道自己出的书，她觉得自己离她们很远。她一直想找一个更好的方式接近她们的生活，影响她们的行动。

经历4年摸索，1992年，与全球妇女基金会的一次交流当中，王行娟受到启发，“开通一条妇女热线，直接和妇女对话，我只需要租下一个房子，订几部电话，招揽一批志愿者，我就可以服务全国的妇女”。

1992年9月2日，红枫妇女热线开通。几年后，机构更名为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王行娟认为，心理咨询是一种让弱者变强的方式，“我们不是依靠别人，是依靠自己，妇女自己教育自己，妇女自己研究自己，妇女自己帮助自己，走自我教育、自我觉悟的道路，触动人的灵魂，改变她依靠和依附的心理”。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当中，往往是很多男性在时代前沿做弄潮儿，而女性却搁浅了。一个个失落的妻子、女友、女儿、母亲打来电话，据红枫第一批心理咨询员李洪涛回憶，当时所有的求助几乎都在讲同一个故事：丈夫下海了，去了海南，去了深圳，去了珠海，他挣了钱就有了小三，他富裕了就要跟我离婚。

与此同时，红枫的接线员们在种种离婚、出轨、下岗的叙事里，频繁捕捉到同一个关键词：暴力。

热线开通第二天，中国青年报社转介过来一个求助者，她被丈夫打得无处可逃。类似遭遇的妇女不断找到红枫，她们彷徨无助地对电话线另一头的陌生人提问：他打我，我还能跟他过下去吗？我不能离婚，怎么才能让他少打我两回？

那时候，全社会对家暴几乎没有认知，普遍的观念是“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清官难断家务事”。

1994年，红枫写出中国大陆第一份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报告。1998年，红枫出版中国大陆第一本反家暴案例集《围城内的暴力—殴妻》。2004年的妇女节，红枫开通“反家暴专线”。通过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等渠道，红枫多次建议在《婚姻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时增加反对家庭暴力的条文，为推动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5年，红枫作为国内第一批获得联合国世界理事会批准的民间组织，获得全国妇联的许可作为观察员参加世妇会。当时中美关系处于僵局，“我们政府对于美国代表团是非常疏远的”，而王行娟在会中突然接到白宫的电话，说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想来参观妇女热线。王行娟吓了一跳，马上请示外交部。

这件事给红枫带去了不小压力，机构和王行娟本人都经历反复考察。后来随着中美关系缓和，社会环境松动，王行娟接到通知，“我们做的事情还是有益于社会”。

1996年，王行娟正式注册了“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王行娟的想法得到了实现。国内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女性，因为同一种命运，通过一根电话线，与红枫的志愿者、接线员们联系在了一起。

找到女性的能力和价值

侯志明是红枫的第一期志愿者。

见面那天，她戴了一条红围巾，气色很好，看不出已经75岁。春节前，红枫开年会，给侯志明的颁奖词是：老当益壮志高远，不需扬鞭自奋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