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赵毅衡的叙述学事业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小说叙述的中西比较研究。赵毅衡基于叙述形式分析，初步建构了形式-文化论，代表论著为《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1994）和《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1998）。第二阶段是自二十一世纪后的广义叙述学。赵毅衡将形式-文化论推向一般的符号意义论，以符号意义论反哺叙述学，突破叙述学界至今依旧流行的小说中心局面，提出符号叙述学。研究任何符合叙述底线定义的叙述体裁——符号叙述学也因此被称为广义叙述学，代表论著包括作为理论基础的《符号学：原理与推演》（2011）和《广义叙述学》（2013）。

形式-文化论也被称为“文化的意义形式论”或“意义形式论”，所涉及的三个关键概念是意义、形式和文化。在赵毅衡看来，是意义使意识和世界联系。具体而言，人类的意识具有寻找并获取意义的倾向，观照世间事物，在意识再现事物和进行解释的过程中，产生了意义。被再现的事物成为解释出意义的对象，而意识再现需要感知形式作为载体。可以充当这种感知形式的，包括物-事件、文本、他人之心-我之心等，这些“被解读出意义的感知”，即“符号”。所以，符号是承载意义的形式，符号活动就是意向观照对象和解释的活动，也即意义活动。所有的这些意义活动构成人类文化实践，文化是一个社会全部意义活动的集合。

形式-文化论构成了赵毅衡小说叙述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小说叙述中，叙述者在叙述中生成，这就意味着叙述者在叙述中显身，但是，叙述者又是叙述的生成和发送者，这就意味着叙述者在叙述前就存在——被生成的叙述包裹了生成它的叙述者，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赵毅衡称之为“叙述自指悖论”。这一悖论反映了叙述形式中存在着根本的龃龉，对它的解释需要上升到文化意识中去，将叙述理解为一个受文化影响和制约的、人工构筑的产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人文学界加强了对西方研究的引介，其中就包括结构主义模式的叙述学。彼时西方的叙述学，因为过于强调文本形式而忽略文化语境，正陷入低谷，而在引入国内时，因为中国叙述文化传统的不同，叙述学也面临着水土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