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哲学思想发生了“语言学转向”，我们更深地意识到，语言不只是传情达意的工具，也是思维的界限。有什么样的语言才有什么样的思想，现代语言与现代意识是一体之两面。所以，就现代文学而言，“怎么说”的重要性不亚于“说什么”。江弱水教授的《天上深渊：鲁迅十二论》（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既论及鲁迅“说什么”，更聚焦鲁迅“怎么说”。他将鲁迅的文本擘肌分理，对交织在一起的话语困境与生命困境抽丝剥茧，全书贯穿了对鲁迅的现代性写作与现代意识的关切。

该著以《〈呐喊·自序〉片论》开篇。作者抓住鲁迅所说的，愚弱的国民“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这句话，作为切入点来论证鲁迅的启蒙话语与宏大叙事，同时论及小说中具体的人物悲剧之间的矛盾和距离。“具体到小说的写作，即使是对华老栓、单四嫂子和闰土，那些难以赋予其生存以宏大意义的人们，他的同情并没有片刻停止。”所以，如何从意义的追寻与建构出发，而回到了个体存在本身，才是鲁迅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在第二论《〈离婚〉再解读》里，作者解剖了二十世纪国家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遮蔽了祥林嫂背后刁蛮泼辣的野性爱姑。鲁迅以爱姑、七斤嫂、嫦娥、禹太太、阿金等一系列形象，消解了“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这一固定想象。在鲜活的现实与僵固的理论之间，鲁迅总是愿意接受现实的指引。意义来自叙事，那么，消解掉意识形态与宏大叙事的意义建构之后，个体存在本身意味着什么？个体如何言说？要回应这些问题，自然要谈《野草》。

作者最爱《野草》。江弱水教授的《诗的八堂课》的最后一堂课论死亡，特地以《野草》作证，因为他认为《野草》是中国诗歌现代性的源头。本书共十二论，第三、四、五论固然是聚焦《野草》，第九、十、十一论也是围绕《野草》而展开的。江弱水论《野草》的现代性，分为文体与主体两个层面。主体层面的现代性表现为个体的自觉，文体层面的现代性则体现在言说的困境与突围中所形成的特殊风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