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中国的经济伦理

《面向行动的经济伦理学》这本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试图解决市场经济中道德位置的问题，特别试图解决转型期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经济道德问题。因此，我一直非常关注此书，但国内经济学界与经济伦理学界似乎还很少有人认识到此书的价值所在。

马克斯·韦伯曾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一切有道德取向的行动，都可能受两种根本不相同的、不可调和的准则的支配，即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我简单地理解，意图伦理即按照公正的观念解决“应该怎么做”的问题，而不去考虑结果如何。用韦伯原话说：“基督行公正，上帝管结果。”责任伦理则是解决“应该而且可能做什么”，因为责任伦理要求人们必须为其行动后果负责。本书作者、著名的经济伦理学家乔治·恩德勒认为，过去的经济伦理学重视“意图伦理”，常常从逻辑的角度讨论“应该怎么做”，而忽视了任何一个行为主体的经济决策都有其选择空间的约束。因此，他试图建立起一个“实践优先于理论”的“面向行动的经济伦理学”，以解决包括个人、经济组织以及经济制度在各种约束条件下“能去做什么”的问题。

在书中，恩德勒基于在中国一些商学院长期任教的经验，对构建起中国经济伦理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在他看来，妨碍中国构建起恰当的经济伦理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有人认为，“中国在能够思考和关心伦理之前，必须先发展生产力使自己富裕”；二是有人认为，“市场力量是中国应当关心的头等大事，市场能自由发挥作用就能解决伦理问题”；三是有人认为，“中国必须首先建立起强有力的法律框架，经济伦理可以放在其次”；四是即使同意建立伦理的重要性，但对建立起什么样的伦理没有统一的意见。反思近年来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的表现，不能不佩服恩德勒的批评非常有针对性。

恩德勒还认为，中国建立起经济伦理“必须从这个国家现在的社会文化情境出发”。他特别指出，这种社会文化情境是由“两千五百年来的儒学遗产、五十年的社会主义政权历史以及1978年以来主要由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而带来的西方的和非西方的大量国际影响所决定的”。在一篇专门就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经济伦理问题进行探讨的论文中，他就鉴别了三套伦理传统即“儒家伦理、社会主义伦理和西方伦理”的不同影响，并指出，国有企业改革不能是简单的“效率取向”，还应该尊重国企职工作为公民的权利。

我不知道甘阳先生是否受其影响，有一點是显然的：甘阳先生主张的“通三统”，或可理解为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以及西方市场文化的优点统一起来，这与恩德勒主张的“三套伦理传统”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恩德勒这部书2002年在中国翻译出版，比甘阳先生提出“通三统”的时间还要早一些。

今天再推荐这本书，就是想呼唤中国学界重估其价值。

十二：根在何处？

我对台湾学者学术的重视，是因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潜意识里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近现代以降，中国大陆历经多场历史风云，传统文化根脉受戕害至深，或按钱穆先生的说法，已是“花果飘零”。相对而言，中国台湾反而因局面相对安稳，多少保留了一些中国传统的东西。特别是，包括钱穆、牟宗三、徐复观等老先生在内，从大陆移居台湾的知识人，所持的“新儒家”主张，更是让我觉得这为中国人回归自己的文化家园保留了可能性。

尽管现在看来，上述观念也未必完全准确，但无论如何影响了我的阅读。因此，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特别注意购买大陆版台湾学者著作。

当然首先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的著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广播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其中生活在台湾的学者占了大部分。丛书辑要了牟宗三的《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方东美《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唐君毅《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余英时《内在超越之路》、刘述先《儒家思想与现代化》、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徐复观的《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以及成中英的《知识与价值》等。这套书我买全了，亦携年轻之盛气精读并做了二十多万字笔记，从而以刚毕业的本科生身份，1994年就在某大学学报发表了关于牟宗三思想的一部长篇论文。尽管那时我专业在经济学，阅读与写作却全然没有学科概念。

我购买的第二套台湾学者学术著作，是《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是在北京地坛书市购买的。购买到手后就泛泛读过一遍，觉得其学术价值极高。因此，十五年过去了，不少书买到翻过后就堆入书库了，这套书仍然摆在书房书架上突出位置，以备搞研究时参考。2021年我在《开放时代》发表的那篇长论文，内容是展望疫情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就参考了其中李建民主编的《生命与医疗》中的一篇论文，论文名为《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仅是看这个论文标题，相信读者就看出其一定不凡。

还有一套《中生代思想书系》（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则是我当年从“风入松”书店购买的，现在仍然放在书架上。其中，黄金麟那本《历史、身体与国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讲述的是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思想后，对个人身体的形塑和影响。而《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的学者，不少亦属台湾的中生代，年龄与我不相上下。

但近些年来，我很少见到新生代台湾学者的学术著作了，尤其是研究中国问题的著作。即使偶然通过朋友带来几本，其对中国的研究，已没有了“新儒家”那代的厚重与中生代的细腻。

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事。一个事实是，近二十年，岛内有些人试图把台湾文化的根从传统中国拔出去。正如近期在一受高度关注的视频中一位台湾中学教师所痛斥的，这些人数典忘祖，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忘记了自己文化的源头在哪里。

但如果台湾学术真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切割甚至断根，没有了炎黄以降中华数千年文明的滋养，没有了三山五岳、五湖四海的皇天后土的承载，一个孤悬着的小岛之上，能生长出什么样的学术呢？

今日台湾学术越来越贫乏，很难再有能向大陆输出的像样成果，不就是明证吗？！

十三：不屈的灵魂

接受某报记者采访时，谈及影响我人生的阅读经验，我提到了一本非经济学专业且知名度并不高的传记作品，就是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流放：尼克松不平静的隐居生活》。